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在全世界1400万犹太人中，就有615.5万人居住在美国，以色列只有500多万人，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犹太人虽然不足美国总人口的3%，但是在美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对美国人最有影响的200名文化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到198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奖金的100多名美国学者，有近半数是犹太人及其后裔。因而有人说，美国人控制着世界，而犹太人则控制着美国。由于宗教、文化、政治等原因，美国犹太人与“西藏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犹太官员的“西藏情结”和西藏观

掌握实权的犹太官员和议员必然会对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影响，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声援“藏独”。美国国会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权力分散。国会参众两院有近300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一个委员会就是一个权力中心，这种分散的格局，使每个权力中心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游说的对象，这就助长了美国立法过程中的院外活动，加强了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也为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的活动提供了空间。

一是发起和支持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对“藏独”进行政治声援。其主要活动场所在华盛顿的国会山，与美国最大的“藏独”机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密切相关。犹太裔议员是美国国会“西藏帮”的骨干，不乏对“西藏问题”“情有独钟”之人。如生于1933年的犹太裔女参议员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 )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成员，并且是《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2001 Act of Tibet)的主要发起人。范因斯坦和她的丈夫、金融家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C. Blum)共同创办了“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Himalaya Foundation)，其宗旨是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开发项目募集资金。犹太裔国会议员约瑟夫·利伯曼也是《西藏政策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荣誉主席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是世界上声势最大的“藏独”组织“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 100 Committee for Tibet)的成员，并多次向国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提案。

二是参与美国的涉藏活动，从行动上支持“藏独”。主要场所在纽约。因为，第一，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是国际政治的主要活动中心，也是“藏独”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藏独”机构最集中的地方；第二，纽约是美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是美国最大的流亡藏人聚居区、藏传佛教传播区和“藏独”活动区之一，有“小西藏”(Little Tibet)之称，与“西藏问题”的关系极为密切。纽约的涉藏机构有：“西藏办事处”(The Office of Tibet)，“西藏基金会”(Tibet Fund)，“美国—西藏委员会”(United States Tibet Com-mitte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西藏之家”(Tibet House)，“西藏妇女协会”、“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和佛教研究协会”、西藏文化研究所、西藏解放剧院、西藏难民医疗项目、西藏资助项目、“西藏—美国安置计划”、“纽约西藏联盟”、“生态—西藏”、“西藏网”和“西藏协会”等。这些机构大多是好莱坞著名影星、美国“藏独”的急先锋理查·基尔(Richard Gere)购买赠送的。理查·基尔花了525000美元在纽约曼哈顿购买一处825000美元的褐石房屋，作为“藏独”在美国活动的总部。由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 )和理查·基尔创建的“西藏之家”是重要的藏独机构。犹太官员以联合国和纽约的涉藏机构为舞台，对“藏独”势力及其活动给予政治声援。

2、美国犹太学者的西藏观

美国的犹太裔学者尤其是藏学家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参与”和“致用”风格，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实际上成了美国西藏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他们积极为“藏独”活动和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智力协助，为流亡藏人和美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这些犹太裔藏学家的经历基本相同：几乎都曾依止流亡美国的藏族高僧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都曾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都是以藏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几乎都关注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

第一、研究当代西藏的人权、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等，从事“政治藏学”，以学术研究参与“西藏问题”。如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系主任、副教授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与布鲁明顿的“西藏文化中心”(Tibetan Cultural Center)有密切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罗伯特·巴勒特(Robert Barnett)是“西方的西藏信息源”—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的创办人之一，并出版了《西藏政要名录》(Leaders in Tibet)。巴勒特离开英国后，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理解现代西藏”(Understanding Modern Tibet)课程，其研究领域是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以《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和《现代藏英辞典》(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而成名的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曾出版有《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平措汪阶的政治生涯与时代》《西藏现代史(1951-1959)》第一部分(《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尼木事件”》等。并在其所在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创办了“藏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戈尔斯坦的西藏观既不同于黎吉生、罗伯特·瑟曼等“藏独”藏学家，也不同于谭·戈伦夫等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独树一帜。

第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为“西藏问题”作证。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问题”，其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戈尔斯坦、史伯林都曾到国会为“西藏问题”作证，以学者的身份充当“西藏问题”的“权威发言人”，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咨询。如史伯林于2002年6月10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作证，阐述《对西藏问题的一些思考》(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ibet Issue)；戈尔斯坦2004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圆桌会上作证，陈述《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阐明目标和获得可持续的结果》(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Articulating Clear Goal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Results)。史伯林认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藏学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这是美国的西藏政策的一个局限。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对人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还不断深化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怀疑和评论。”“应当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理解中国人发表的观点的实质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中国之外参与讨论这些观点的学者的重视。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类英文文献，但是并没有涉及汉文文献中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观点。”“显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理解需要对包含在这些文献中的内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参与西藏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人们对上述文献完全理解之后，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才会逐渐减少。”史伯林还是“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成员。

第三、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以研究近现代史的戈尔斯坦和研究古代史的史伯林最为典型。戈尔斯坦出版了《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 The Snowing Lion and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1997)和《达赖喇嘛的困境》(The Dalai Lama's Di-lemma，1998)等“经世致用”的专著，可谓美国的“西藏通”。史伯林以《明初“分而治之”的治藏政策研究》(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An 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明代西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现任印第安纳大学欧洲中亚系主任，活跃于国际藏学界。他们的藏学研究兼有“学术藏学”和“政治藏学”的风格，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们的治学宗旨之一是，以藏学研究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达赖集团和美国当局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第四、对西藏研究的兴趣，从事“学术藏学”。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2003年已应聘为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接替安娜·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un]教授的职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南希·列文妮(Nancy Levine )等。南希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藏区，多次到阿里、拉萨、果洛、色达等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美国的犹太藏学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美国藏学界，有一批犹太藏学家研究注重“经世致用”，是“政治藏学”的实践者。无论是研究西藏历史还是现实，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的现实或“西藏问题”，并精通藏语文。美国的一些犹太裔中国学家也对西藏感兴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曾任“东西方中心”主任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曾参与“卡特中心”的西藏考察和研究项目，与戈尔斯坦等人一道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研究报告。

3、犹太商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主要表现为“有钱出钱”。一是资助中国藏族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项目。如“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ion)，由犹太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的女儿科伦贝尔(Andrea Soros Colombel)1993年创办于纽约，对中国藏区情有独钟，利众基金会的宗旨即是“促进中国境内的藏族社区的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其涉藏关系表现为：(1)资助藏区的经济发展项目；(2)资助藏区的教育项目，包括资助国内外藏人到美国留学；(3)资助藏区的文化项目；(4)资助美国涉藏项目，如美国有关藏学的研讨会，参加国际藏学会的藏族学者，“拉孜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Latse)等；(5)资助其他国家的涉藏项目。二是资助美国的流亡藏人和西藏“院外集团”(Lobby)。纽约是除以色列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是美国最大的藏人聚居区，这里既是犹太大亨云集之地，也是美国涉藏机构最多、“藏独”势力最活跃的地方。这就为关注“西藏问题”的犹太商人资助纽约的涉藏机构提供了方便。三是资助国外主要是美国的涉藏项目。主要通过犹太商人控制或与犹太商人关系密切的基金会来运作。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等，资助“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西藏研究项目的研究经费和学术研讨会经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俄罗斯中心、亚洲中心等机构主办的国际性的当代西藏研讨会；“利众基金会”资助拉孜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Latse Contemporary Tibetan Cultural Library)收集藏学文献和图书；“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富布赖特基金会”(Fulbright Scholarship)，既资助国内外藏人赴美留学，也资助有关中国藏区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4、犹太传媒与“西藏问题”

(1)美国传媒中的犹太人

美国的新闻传媒业一直是美国犹太人的天下。

在广播电视业，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家广播公司都是亲犹太人的。ABC的首席执行官利昂纳德·戈德逊是犹太人，CBS半个世纪来一直是犹太裔威廉·帕利掌管。美国十大娱乐公司中有8家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如时代华纳通讯公司的史迪夫·罗斯和沃特·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艾斯纳都是犹太人。

在报刊出版业，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主导着美国报业的潮流和规则，它们都为犹太人所拥有。《纽约时报》老板兹伯格家族出版36份报纸、12份杂志。其他非日报类报纸也有很多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如《纽约邮报》的主人是犹太亿万富翁、房地产尚彼得·卡利卡，《乡村之声》是犹太亿万富翁列昂纳德·斯德恩的财产。现任美联社董事会主席唐纳德·纽豪斯也是犹太人。美国三大新闻杂志《时代周刊》(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老板也都是犹太人。据美国《出版商周刊》的统计，美国最大的6家出版商中，有3家是犹太人拥有或经营的，即居第1位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居第3位的西蒙—苏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和居第6位的时代华纳贸易集团，西蒙—苏斯特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纳德和主席吉瑞米·卡普兰都是犹太人。拥有市场份额50%以上、全美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商西部出版社，其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理查德·伯恩斯坦也是一名犹太人。在新闻出版界有大批著名的犹太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被称为“犹太人的世界”。如沃尔特·李普曼、约翰·奥克斯、西奥多·怀特、亚拉伯罕·罗森塔尔、戴维·劳伦斯、霍华德·西蒙斯、沃伦·菲力普斯等。

美国的电影业也是由犹太人奠基的，几乎所有大制片公司的创办人都是犹太裔人，如华纳兄弟公司的华纳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梅耶、塞缪尔·戈德温等。犹太裔企业家控制着40%的电影企业。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音乐名人列昂纳德·伯恩斯坦、鲍勃·迪伦、芭芭拉·史翠姗，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理查德·德雷福斯、梅尔·布鲁克斯等。美国十大娱乐和传媒公司中有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如时代华纳公司、沃特·迪斯尼公司、维亚科姆公司等。

在这些世界知名的传媒公司中，不仅老板是犹太人，其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也都由犹太人担任，即使是许多非犹太人拥有的报纸、杂志和媒体，其广告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犹太人。难怪有的美国人称犹太人“统治”着好莱坞，“犹太人控制着新闻界并统治着美国”。

(2)犹太传媒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反映

表现为运用作为美国“第四种权力”的传媒和舆论来支持“藏独”。犹太传媒就是通过这种“软权力”来声援“藏独”的方式，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一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反映西藏，炒作“西藏问题”；二是以亲“藏独”和反共的方式展示西藏、藏族、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三是以多媒体手段影响美国大众的涉藏舆论和“西藏观”。犹太人所控制的美国主流传媒，如好莱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都在“西藏问题”上情有独钟，这些传媒进行了大量的涉藏报道和活动，对“藏独”势力的生存发展、“西藏问题”国际化和美国的西藏政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5、犹太教徒与“西藏问题”

美国犹太教徒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一是对流亡藏人的同情；二是信仰和传播藏传佛教。如美国出生的犹太人格西罗兹，他未出家前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荣获每年由总统颁发全国最优秀的100名青年的总统学者奖章。出家后，入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僧舍，学得一口纯正的藏语，佛学修持及研读也得到重大进步。学经之余，他用12年设计出藏文输入法，把藏文《大藏经》输入电脑，再把《大藏经》磁盘和光碟免费发送，至今已送出10万余张。新泽西州“藏传佛教修习中心”(Tibetan Buddhist Learning Center)主任犹太裔藏传佛教信徒戴安娜·卡特勒(Diana Cutler)和其丈夫乔舒亚·卡特勒(Joshua Cutler)都是美国藏传佛教的先驱格西旺杰(Geshe Wangyal，1901-1983)的亲炙弟子，他们夫妇在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修炼、讲授、著述、翻译藏传佛教，至今已20多年。他们组织并参与将宗喀巴大师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英译出版。格西罗兹和戴安娜等热衷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犹太教徒，对藏传佛教的西渐尤其是在美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6、美国犹太人西藏观的成因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

(1)政治原因

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包含有一种特别活跃的政治参与机制。犹太人关心美国的外交政策，热心参政。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一是院外组织直接游说：(1)与议员和政府宫员交谈，递送有关材料；(2)在参众两院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宣传自己的主张；(3)保持投票记录，作为将来支持或反对的参考；(4)组织活动，增进与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交流和感情。二是以选票和政治捐款影响竞选。美国犹太人在各类选举活动中投票率达到90%以上，由他们组织的民众集会占全国的90%。虽然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但是居住集中，具有群体优势，而且集体观念强，在一部分选区里，当竞选双方势均力敌时，他们的投票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不能低估，它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影响着候选人、政党、政策的制定程序乃至政府的政策。竞选费用日益庞大，为富裕的犹太社团发挥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三是影响公众舆论。政府在制定其政策时都要考虑社会舆论的影响，否则政策就会因为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而难以执行和继续。当某个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公众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一致时，这种舆论对政府决策就能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犹太人关注“西藏问题”的政治原因是：一些流亡藏人认为他们面临着与当初犹太人同样的问题，他们与犹太民族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和忧患，企图以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实现“藏独”的榜样；美国文化为犹太人参政奠定了基础，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为犹太人参政提供了保障，充满艰辛的历史培养了犹太人强烈的参政意识；流亡藏人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也是犹太人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之一。以色列的“以色列西藏之友”(Israeli Friends of Tibet)和“以色列西藏人民之友”(Israeli Friends of The Tibetan People)等非政府组织对流亡藏人进行声援和资助。

(2)情感因素

即在异国他乡受歧视和排挤的共同经历和感受。犹太人与流亡藏人有不少共性：都是宗教民族，都是难民，都在流散的社区中生活，都面临着保存传统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的问题，都在经历世俗化、现代化、西化或美国化。犹太人的故土是以色列，但是许多西化的犹太人不愿返回以色列；流亡藏人的故土是西藏，也有许多西化的流亡藏人不愿返回西藏。在异国他乡，犹太人和流亡藏人的民族和文化都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自认为有相同的漂泊异乡的经历和“难民情结”。

(3)宗教原因

犹太人和藏人在历史上都是全民信教，现在这两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依然信教，因而他们在宗教上有共同的语言；犹太人和流亡藏人都以美国和西方为靠山，加上流亡藏人竭力与犹太教徒和以色列拉关系，加强了犹太教徒与藏传佛教徒的联系，从而影响了犹太人对流亡藏人和“西藏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