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鬼子干涉: 十二月 2012

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四川阿坝事件真相调查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四川阿坝事件真相调查: 今年以来在四川省藏区发生了几起年轻僧人和已经还俗僧人的自焚事件。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几个年轻人的生命瞬间葬身火海，令人震惊和惋惜。尽管当地政府在现场尽最大努力采取了灭火救人的措施，但还是有几位僧人没有能够被留住他们年轻的生命。因自焚事件造成巨大伤痛的是这几个年轻人的父...

东噶宗在拉萨西北距拉萨约12公里。
本宗东界拉萨，西南接聂塘谿，西靠琮阿玛山，西北连堆隆德庆宗，南傍拉萨河，北面越阿玛孜姆山可至彭波地区。
堆龙曲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宗境，境内河渠纵横(均自堆龙曲引出)，可用以灌溉田地并作水磨动力；除堆龙曲外尚有几条较小的山水，流量不大。
东噶宗是一个东南、西北方向的狭长河谷地带，北面一山当地人称之为阿玛孜姆，与藏北高原相连；西南方的山脉是念青唐拉山(冈底斯山)的支脉。
本宗气候大致和拉萨相同：
雨季：藏历4月20日左右开始降雨，6、7月雨量最多，8月以后就很少降雨了。
霜季：藏历9月20日前后开始降霜。
雪季：藏历11月至翌年正月为雪季。2月间山上仍降雪和积雪，河谷地面不再降雪。
风季：多南风和北风，天气晴朗时风小，天阴时风多且大。藏历11月时风最大，飞沙走石行人受阻，一直到翌年正月均属风季。

(二) 行政概况

1．历史沿革
东噶宗建宗的历史，距今已有三百年左右，即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的宗建于阿玛孜姆山上，其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时被毁，宗址才迁到山下来，现在山上旧宗址的断墙残壁尚历历可见。
很久以前，西藏地方政府(以下简称藏政府)只派雪勒空的一个俗官来宗处理日常事务，并未派任正式的宗本。后来藏政府派噶东却杰①充任宗本约7、8年，只是在1954年以前，达赖喇嘛始决定本宗宗本全由藏政府派孜仲(僧官)充任。
①本宗界内噶东寺的司降神者，是西藏著名的四大护法神之一，拉萨一带每遇天旱、水灾都要请他降神。噶东却杰是一个普通僧官，但准娶妻生子，行家族传承法。2．行政组织
本宗在西藏来说不算是个大宗，宗本只由一人充任，不设副职。
宗本下有甲错根布一人，再下辖有六个根布，根布下各分别辖有大小谿卡(庄园)10余个不等；除此，宗中还有佐扎2人，专司支差的摊派及检查
(1) 宗本：
现任宗本名格桑贡噶，是出身于色拉寺麦扎仓的孜仲。代宗本名意希成烈，是格桑贡噶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是个喇嘛，兼任哲蚌寺共茫扎仓供汝康村的涅巴(管家)。
宗本的任期按照过去的规定是3年，现改为4年一任，期满由藏政府另派孜仲充任。但宗本在任期内工作做得好，可以由根布、豀卡头人和百姓联名向藏政府请求准予连任。
过去噶东却杰任宗本时，宗本的待遇和供给全由噶东寺支付。现在藏政府派孜仲充任宗本，拨给土地大小12块(每块可下种1——4克青稞不等)作为薪俸地。耕地所需人力和畜力，由各根布下面的百姓轮流担任，但需给以工资。每年土地收入，除支付耕地工资并由宗本留下105克以作薪俸外，余数须全部上缴藏政府。
宗本的具体事务只是下达藏政府的政令，处理一些民、刑事诉讼以及向下属各根布派支差役等。据说东噶宗的谿卡以曲谿(即寺庙庄园)居多，各自为政，宗本的实权并不太大。
(2) 甲错根布：
具体帮助宗本的是甲错根布，他秉承宗本的意旨向下属六个根布传达命令，很象秘书一类的职务。
甲错根布不由藏政府派充。据了解，很久以前东噶宗的各个根布惟恐宗政府向下摊派差役时不够公允，他们共同商量决定推选一个人出来，在宗政府为各根布公允办事。最先被推选出来的是汤呷谿卡的头人，各根布商妥给他免了差役负担，并且还给他一块薪俸地(数字不详)这就是最早的甲错根布。以后，这个职务逐渐变成世袭职，即例由汤呷谿卡的头人充任。
现任甲错根布名叫桑丹，原是东噶宗的一个商贩，并兼作巫师。最近几年来，他向汤呷谿卡的头人走动甚勤，后来商妥，由汤呷谿卡雇用桑丹在宗中任甲错根布，每年给他工资青稞18克，每月还给酥油10两，砖茶一块，差役免支，但薪俸地仍由汤呷谿卡自行经理。桑丹任甲错根布到1956年时，已有3年之久了。
甲错根布的待遇除薪俸地外，每年秋收后还可以向下属6个根布的各个谿卡索取薪俸粮，据说每年可收入青稞50——60克。估计实际收入要远较这个数字为多。
(3) 根布：
东噶宗下属6个根布。
觉木隆根布：头人名慈尼俄朱，又名索朗俄朱，由贵族色穷派任。
项敦根布：头人名罗锥，由哲蚌寺共茫扎仓项敦康村派任。
岗根布：头人名当真，由藏政府派任。
甲布根布：头人名白马，由哲蚌寺共茫扎仓派任。
桑噶根布：头人名平错琼佩，由巴朗宗宗本土登晋美(孜仲，属色拉寺)派任。
朗仲根布：头人名彭错，由哲蚌寺阿巴扎仓派任。
根布头人的职责只是秉承宗政府的命令下达于各个谿卡，自己不能单独发号施令。
所有的根布头人都是世袭职，即死后有儿子继承，没有儿子可以招赘女婿继承，子女都没有时则由领主另派新任。根布头人都有世袭的土地(藏语叫“帕新”)如岗根布的头人当真有100克种子左右的“帕新”，但每年须向下列机构缴纳定额的负担：
藏政府 50克
哲蚌寺吉索(总管) 29克
哲蚌寺德央扎仓 5克
根布头人除世袭土地收入外，每年可以向本根布的各谿卡及各差户索取薪俸粮。据岗根布的头人当真称，他每年可以收入6克青稞的薪俸粮(恐怕实际上收入要比这个数字多)。
(4)佐扎：
佐扎的职权地位比甲错根布高，可以处理案件，检查派差；宗政府开会议事时，两个佐扎必须都来出席，如二人中有一人缺席，会议便须改期召开。
佐扎也是世袭职，最早是由群众推选出来，然后由藏政府任命世袭。本宗的两个佐扎一个出自贵族谿卡，(由拉鲁谿卡的头人出任，现任为素朗次典)，一个出自寺庙卡(由哲蚌寺吉索的差户扎布出任，现任为云丹)。
佐扎好象乡间的士绅，没有什么物质待遇，因公出差所需各项费用由宗政府向人民摊派。
(5)谿卡情况：
东噶宗共有大小谿卡(包括差民聚落)72个。其中大部分为寺庙谿卡(约占总数的82％)。其次为贵族谿卡(约占总数的12％)，东噶宗没有藏政府的谿卡，只有藏政府的差民聚落，为数很少(约占总数的6％)。
现将各根布下属豀卡的隶属关系列表如下：
谿卡名隶属关系
一、甲布根布：
囊俄斋岗堪穷(四品孜仲)
噶东噶东寺
甲里赛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德央哲蚌寺德央扎仓
乌珠顿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甲布哲蚌寺共茫扎仓
亚奈同上
俄西康萨尔功德林(寺)
东噶藏政府差户
大毕同上
二、岗根布：
桑通哲蚌寺吉索
西堆沃哲蚌寺活佛地
岗康撒哲蚌寺
刚过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加马哲蚌寺德央扎仓
日惹哲蚌寺堪布公有
丹巴(滴及) 哲蚌寺
甲雅色拉寺活佛地
岗布达拉宫南杰扎仓
然目切同上
甲尔公功德林
甲拉举堆扎仓(上密院)
乃琼乃琼寺
充炯觉木隆寺
卡呷打龙扎寺
巴美赞康日惹谿差户
秋古贤洛藏政府差户
三、觉木隆根布：
色穷色穷(贵族)
色拉麦巴色拉寺麦扎仓
撒马布达拉宫南杰扎仓
噶竹乃琼寺
炯马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甲拉哲蚌寺共茫扎仓
江卡同上
塞琼琼同上
哲蚌阿巴哲蚌寺阿巴扎仓
贡巴觉木隆寺
四、项敦根布：
项敦哲蚌寺共茫扎仓
花马同上
举巴举堆扎仓(上密院)
色拉吉巴色拉寺吉扎仓
堆垅哲蚌寺共茫扎仓
打朱打龙扎寺
乃琼(一) 乃琼寺
同上(二) 同上
同上(三) 同上
同上(四) 同上
五、朗仲根布：
朗仲哲蚌寺
卡达折康(贵族)
朴不气宇妥(贵族)
拉鲁拉鲁(贵族)
居人呷不详
昌独不详
下究乃琼寺
仲塞哲蚌寺
羌木夏同上
汤呷哲蚌寺活佛地
秋洛介哲蚌寺阿巴扎仓
达江哲蚌寺德央扎仓
六、桑噶根布：
色拉色拉寺吉扎仓
萨莫哲蚌寺吉索
雄内栋藏政府差户
则布休哲蚌寺
则布休雅打同上
汤杰桑多颇章(贵族)
创巴中尧西颇章(贵族)
却马某贵族
桑康孔哲蚌寺共茫扎仓
日麻色拉寺麦扎仓
卓麦色拉寺吉扎仓桑洛康村
古藏哲蚌寺共茫扎仓供汝康村
扎鹿巴昔(贵族)
3．宗政府旧制简述
东噶宗宗政府的一些旧规旧例。有以下几方面：
(1)信差：
东噶宗有两个专门给宗政府送信的差人，每人负责三个根布的来往信件，每逢宗政府有命令向下属六个根布传达，都是由这两个信差负责传送。
据信差囊夏谈，他担任这一工作已经有12年了。初来时这里原来的信差出缺，他向宗政府请求担任此差并立有字据。双方商妥，宗政府授给他土地大小四块(共可下种五克)，房屋一间，作为他支信差的待遇，另外，不再支宗里的其他杂差。
宗里的信差每月平均出勤约60次，有时一天当中要出差几次，也有时几天中一次也不送。遇有紧急函件不分昼夜随到随送，稍有拖延或是抱怨，便会遭到宗本的打骂。
送信多半靠走路，骑马的机会不多。宗里虽有常驻的差马，但有时不给信差骑秉。解放前，社会秩序不好，路上常有土匪持枪抢劫，如果不幸遭遇，轻则被劫去牲口，剥光衣服，重则被土匪杀害。解放后，情况较好些，但仍有个别土匪不时出没。
囊夏家共计5口人，除宗给的土地五克外，自己还有一克种子的土地，去年因欠债过多，出典给达赖喇嘛的牧羊人，典期5年，折本利藏银500两。现在每年尚须借债20克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信差在送信的余暇可以替别人作临时佣工，宗本并不过问；也可以离去不当此差，只须把土地和房屋交还宗政府即可。
(2)喂马差：
给宗本喂马的人名字叫丹巴建增，是东噶宗七岗差户之一，则达·赛塔洛家的佣人，任此差已2年。
此差专门负责饲养宗本个人骑乘的马，附带做些宗中杂事，此外，宗本外出时要做其随从。
由于赛塔洛长年派一个人在宗中支差，宗政府把赛塔洛为宗中应支的杂差一律豁免。双方商妥，喂马差长期由赛塔洛负责，不再更换。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
喂马人的供给，全由赛塔洛支付，除管吃外，每年尚发工资青稞六克，上衣下裤及外衣各一件，夏、冬帽各一顶，靴一双，宗政府则不给予任何待遇。
丹巴建增家人5口，有土地7块，共可下种34克。
(3)厨役差：
宗政府的厨役由东噶宗的7岗差户轮流担任，每岗轮值1个月。届时或派自己家的佣人去支，或雇请别人代支，住在东噶宗的扎西巴锥，便是替各差户代支官府差役的专人，不过因雇佣工资过高(每月需30元)，很多差户都是自派佣人前往支差。
厨役的职务是专为宗政府做饭、烧茶、背水等。
(4)驴差：
全宗各豀卡的有驴户都要负担支差，全宗驴数在宗中造有清册，如有任务时，由宗政府分配给各根布，再由根布分配到各谿卡，然后谿卡内部再进行平均的调配。
(5)驿差：
驿差或称外差，也称“大乌拉”。
东噶宗是一个驿站(驿路交通详下交通)，支驿差的人都种有藏政府驿差土地，种驿差土地的人，只支驿差不出地租。解放前，驿差的摊派极重，公路通车后，驿差已较前大为减少，据驿差差户扎布云丹谈称，驿差已较解放前减少了十分之八。
驿差可以缴款折干，每岗驿差差地可以年缴藏银四十秤①代替支差。
(6)牛差：
专运藏政府的粮食及其它物品。
①编者按,指藏币计算单位“多则”，即藏银五十两，亦写作“品”。支牛差的原则是，凡22驮以内的牛差，统由藏政府的差户支应，自22驮起改由贵族和寺庙的谿卡平均负担。平时的牛差，以小宗为主，多半在22驮以内，超过22驮的大宗运输不多。
(7)官员出入境差：
藏政府的官员因出差经过本宗时，其所需的牲口、草料等要由本宗各类差户负责支应。原则是，四品以上的大官由贵族和寺庙的谿卡负责，四品以下的官员由藏政府的差户负责。
解放前，英、印官员也支乌拉，只给一些运输脚价。
(8)维护电杆差：
自拉萨经山南通往印度的电话线路，有一段通过东噶宗的境内。宗政府划定区段，要各谿卡的老百姓负责电杆的维修工作。
(9)司法制度：
因事诉讼，两造必须向宗本行贿。贿赂少的要挨打，贿赂使得多定操胜算。
审讯案件时，宗本坐在高垫上，原、被告跪在地下，皂隶(打人的)持刑具站在一旁。如系刑事案件，审讯过后将犯人交由本宗七岗政府差户轮流看管。犯人逃跑事件时有发生，为避免犯人逃跑，经常把犯人毒打一顿，使之动转难移。
宗中打人的刑具共有三种；一是木棍，一是皮鞭，一是皮制圆形的打嘴板。皂隶也是由7岗差户轮值。
告状要缴手续费，不论原、被告都要缴纳，但数目不多，每方只缴四个小铜板，还不到半两藏银。
案件的处理要看情节的轻重，情节重的要向藏政府雪勒空请示，轻的可以由宗本自行处理，很多情况下是打一顿以后释放。

(附)关于人头税

人头税从15岁开始缴纳，到60岁截止。一般说来喇嘛和为领主支差的百姓不缴纳人头税，只有不支差的百姓才缴纳人头税。
缴纳人头税的百姓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1．达赖的百姓：属布达拉宫管辖，每年10月15日到布达拉宫纳人头税一两藏银，由布达拉宫在证据上加盖一红色图章，缴纳人头税之后，可以不支差、不纳税、官府不得扣押，自由往来各地，只是死后须将贵重财产上缴布达拉宫。获得此种待遇的人不多。本宗桑通曲豀的曲扎是这种百姓。
2．专业的铁匠、氆氇匠、裁缝、屠宰匠等因为无地无差都要纳人头税(详下作访、手工业)。
3．虽属领主百姓，但当前未给领主支差，须向领主缴纳人头税。如曲扎之妻杨吉，本是哲蚌吉索的百姓，她自彭波地区初来桑通谿时没有为寺庙支差，所以每年须向哲蚌吉索纳人头税5两藏银。日后如支差时可以请求豁免。
人头税的税额没有一定，少至每羊两藏银、多至7克青稞都有。

(三)寺庙

东噶宗境内，较大的寺庙有三座:
1．觉木隆寺，位于觉木隆根布区，建寺于拉萨三大寺之前二百多年，是西藏有名的古刹之一，当时属噶举派(白教)，后转属格鲁派(黄教)。
本寺现有喇嘛125人，属哲蚌寺共茫扎仓管辖。如共茫扎仓发放布施，该寺僧众可以照例分得一份；共茫扎仓如有修建或需要人的事情，该寺僧众有义务前往支差。
本寺有堪布1人(名达沃曲扎，年62岁，属共茫扎仓项敦康村)，协敖2人，翁则1人，有2个谿卡：觉木隆谿卡和充炯豀卡。
2．噶东寺，位于桑噶根布区青藏公路线的北山坡上，建寺子拉萨三大寺之前约二百年，当时属宁玛派(红教)，现属哲蚌寺共茫扎仓，规定喇嘛人数为75人，住持即噶东却杰。
3．打龙扎寺(又名桑黎寺或德隆寺)位于岗根布区南山麓下，原系一“日初”(小寺)仅有喇嘛8人，为打扎活佛的寺。1941年，打扎继任摄政后，该寺始渐昌盛。现有喇嘛75人，亦属哲蚌寺共茫扎仓。有4个谿卡；除卡呷、打朱外，另2个不在本宗。

(四)交通

青藏公路和新建的拉(萨)泽(当)公路分别经由东噶境内，交通尚称便利。
沿堆龙曲两岸各根布与谿卡间都有小路交通，大部在河岸及水渠的两侧。
过去藏政府的驿路交通，有大站、小站两种，大站须将牲口先集中到拉萨，再由拉萨分派各地：
东至墨竹工卡
南至泽当
西北至堆龙德庆
北至打则(彭波)
西南至曲水
小站以东噶为中心：
东至拉萨
南至聂塘
西北至娘孜(东噶与堆龙德庆交界处)。
东噶境内的堆龙曲，自西北向东南流下，水势湍急，深浅不定，河槽有宽有窄，不能行舟。横跨堆龙曲上的铁桥，系20多年前由贵族擦绒督工修建的。钢材、水泥自印度运入，民工都是东噶宗的百姓，拉泽公路通过此桥，因桥身年久失修，桥上木板多已腐朽，已进行加固工程，可以通行汽车。

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在全世界1400万犹太人中，就有615.5万人居住在美国，以色列只有500多万人，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犹太人虽然不足美国总人口的3%，但是在美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对美国人最有影响的200名文化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到198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奖金的100多名美国学者，有近半数是犹太人及其后裔。因而有人说，美国人控制着世界，而犹太人则控制着美国。由于宗教、文化、政治等原因，美国犹太人与“西藏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犹太官员的“西藏情结”和西藏观

掌握实权的犹太官员和议员必然会对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影响，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声援“藏独”。美国国会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权力分散。国会参众两院有近300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一个委员会就是一个权力中心，这种分散的格局，使每个权力中心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游说的对象，这就助长了美国立法过程中的院外活动，加强了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也为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的活动提供了空间。

一是发起和支持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对“藏独”进行政治声援。其主要活动场所在华盛顿的国会山，与美国最大的“藏独”机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密切相关。犹太裔议员是美国国会“西藏帮”的骨干，不乏对“西藏问题”“情有独钟”之人。如生于1933年的犹太裔女参议员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 )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成员，并且是《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2001 Act of Tibet)的主要发起人。范因斯坦和她的丈夫、金融家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C. Blum)共同创办了“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Himalaya Foundation)，其宗旨是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开发项目募集资金。犹太裔国会议员约瑟夫·利伯曼也是《西藏政策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荣誉主席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是世界上声势最大的“藏独”组织“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 100 Committee for Tibet)的成员，并多次向国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提案。

二是参与美国的涉藏活动，从行动上支持“藏独”。主要场所在纽约。因为，第一，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是国际政治的主要活动中心，也是“藏独”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藏独”机构最集中的地方；第二，纽约是美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是美国最大的流亡藏人聚居区、藏传佛教传播区和“藏独”活动区之一，有“小西藏”(Little Tibet)之称，与“西藏问题”的关系极为密切。纽约的涉藏机构有：“西藏办事处”(The Office of Tibet)，“西藏基金会”(Tibet Fund)，“美国—西藏委员会”(United States Tibet Com-mitte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西藏之家”(Tibet House)，“西藏妇女协会”、“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和佛教研究协会”、西藏文化研究所、西藏解放剧院、西藏难民医疗项目、西藏资助项目、“西藏—美国安置计划”、“纽约西藏联盟”、“生态—西藏”、“西藏网”和“西藏协会”等。这些机构大多是好莱坞著名影星、美国“藏独”的急先锋理查·基尔(Richard Gere)购买赠送的。理查·基尔花了525000美元在纽约曼哈顿购买一处825000美元的褐石房屋，作为“藏独”在美国活动的总部。由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 )和理查·基尔创建的“西藏之家”是重要的藏独机构。犹太官员以联合国和纽约的涉藏机构为舞台，对“藏独”势力及其活动给予政治声援。

2、美国犹太学者的西藏观

美国的犹太裔学者尤其是藏学家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参与”和“致用”风格，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实际上成了美国西藏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他们积极为“藏独”活动和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智力协助，为流亡藏人和美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这些犹太裔藏学家的经历基本相同：几乎都曾依止流亡美国的藏族高僧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都曾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都是以藏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几乎都关注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

第一、研究当代西藏的人权、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等，从事“政治藏学”，以学术研究参与“西藏问题”。如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系主任、副教授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与布鲁明顿的“西藏文化中心”(Tibetan Cultural Center)有密切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罗伯特·巴勒特(Robert Barnett)是“西方的西藏信息源”—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的创办人之一，并出版了《西藏政要名录》(Leaders in Tibet)。巴勒特离开英国后，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理解现代西藏”(Understanding Modern Tibet)课程，其研究领域是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以《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和《现代藏英辞典》(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而成名的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曾出版有《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平措汪阶的政治生涯与时代》《西藏现代史(1951-1959)》第一部分(《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尼木事件”》等。并在其所在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创办了“藏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戈尔斯坦的西藏观既不同于黎吉生、罗伯特·瑟曼等“藏独”藏学家，也不同于谭·戈伦夫等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独树一帜。

第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为“西藏问题”作证。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问题”，其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戈尔斯坦、史伯林都曾到国会为“西藏问题”作证，以学者的身份充当“西藏问题”的“权威发言人”，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咨询。如史伯林于2002年6月10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作证，阐述《对西藏问题的一些思考》(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ibet Issue)；戈尔斯坦2004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圆桌会上作证，陈述《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阐明目标和获得可持续的结果》(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Articulating Clear Goal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Results)。史伯林认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藏学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这是美国的西藏政策的一个局限。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对人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还不断深化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怀疑和评论。”“应当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理解中国人发表的观点的实质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中国之外参与讨论这些观点的学者的重视。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类英文文献，但是并没有涉及汉文文献中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观点。”“显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理解需要对包含在这些文献中的内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参与西藏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人们对上述文献完全理解之后，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才会逐渐减少。”史伯林还是“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成员。

第三、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以研究近现代史的戈尔斯坦和研究古代史的史伯林最为典型。戈尔斯坦出版了《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 The Snowing Lion and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1997)和《达赖喇嘛的困境》(The Dalai Lama's Di-lemma，1998)等“经世致用”的专著，可谓美国的“西藏通”。史伯林以《明初“分而治之”的治藏政策研究》(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An 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明代西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现任印第安纳大学欧洲中亚系主任，活跃于国际藏学界。他们的藏学研究兼有“学术藏学”和“政治藏学”的风格，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们的治学宗旨之一是，以藏学研究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达赖集团和美国当局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第四、对西藏研究的兴趣，从事“学术藏学”。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2003年已应聘为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接替安娜·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un]教授的职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南希·列文妮(Nancy Levine )等。南希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藏区，多次到阿里、拉萨、果洛、色达等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美国的犹太藏学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美国藏学界，有一批犹太藏学家研究注重“经世致用”，是“政治藏学”的实践者。无论是研究西藏历史还是现实，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的现实或“西藏问题”，并精通藏语文。美国的一些犹太裔中国学家也对西藏感兴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曾任“东西方中心”主任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曾参与“卡特中心”的西藏考察和研究项目，与戈尔斯坦等人一道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研究报告。

3、犹太商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主要表现为“有钱出钱”。一是资助中国藏族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项目。如“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ion)，由犹太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的女儿科伦贝尔(Andrea Soros Colombel)1993年创办于纽约，对中国藏区情有独钟，利众基金会的宗旨即是“促进中国境内的藏族社区的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其涉藏关系表现为：(1)资助藏区的经济发展项目；(2)资助藏区的教育项目，包括资助国内外藏人到美国留学；(3)资助藏区的文化项目；(4)资助美国涉藏项目，如美国有关藏学的研讨会，参加国际藏学会的藏族学者，“拉孜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Latse)等；(5)资助其他国家的涉藏项目。二是资助美国的流亡藏人和西藏“院外集团”(Lobby)。纽约是除以色列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是美国最大的藏人聚居区，这里既是犹太大亨云集之地，也是美国涉藏机构最多、“藏独”势力最活跃的地方。这就为关注“西藏问题”的犹太商人资助纽约的涉藏机构提供了方便。三是资助国外主要是美国的涉藏项目。主要通过犹太商人控制或与犹太商人关系密切的基金会来运作。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等，资助“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西藏研究项目的研究经费和学术研讨会经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俄罗斯中心、亚洲中心等机构主办的国际性的当代西藏研讨会；“利众基金会”资助拉孜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Latse Contemporary Tibetan Cultural Library)收集藏学文献和图书；“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富布赖特基金会”(Fulbright Scholarship)，既资助国内外藏人赴美留学，也资助有关中国藏区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4、犹太传媒与“西藏问题”

(1)美国传媒中的犹太人

美国的新闻传媒业一直是美国犹太人的天下。

在广播电视业，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家广播公司都是亲犹太人的。ABC的首席执行官利昂纳德·戈德逊是犹太人，CBS半个世纪来一直是犹太裔威廉·帕利掌管。美国十大娱乐公司中有8家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如时代华纳通讯公司的史迪夫·罗斯和沃特·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艾斯纳都是犹太人。

在报刊出版业，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主导着美国报业的潮流和规则，它们都为犹太人所拥有。《纽约时报》老板兹伯格家族出版36份报纸、12份杂志。其他非日报类报纸也有很多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如《纽约邮报》的主人是犹太亿万富翁、房地产尚彼得·卡利卡，《乡村之声》是犹太亿万富翁列昂纳德·斯德恩的财产。现任美联社董事会主席唐纳德·纽豪斯也是犹太人。美国三大新闻杂志《时代周刊》(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老板也都是犹太人。据美国《出版商周刊》的统计，美国最大的6家出版商中，有3家是犹太人拥有或经营的，即居第1位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居第3位的西蒙—苏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和居第6位的时代华纳贸易集团，西蒙—苏斯特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纳德和主席吉瑞米·卡普兰都是犹太人。拥有市场份额50%以上、全美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商西部出版社，其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理查德·伯恩斯坦也是一名犹太人。在新闻出版界有大批著名的犹太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被称为“犹太人的世界”。如沃尔特·李普曼、约翰·奥克斯、西奥多·怀特、亚拉伯罕·罗森塔尔、戴维·劳伦斯、霍华德·西蒙斯、沃伦·菲力普斯等。

美国的电影业也是由犹太人奠基的，几乎所有大制片公司的创办人都是犹太裔人，如华纳兄弟公司的华纳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梅耶、塞缪尔·戈德温等。犹太裔企业家控制着40%的电影企业。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音乐名人列昂纳德·伯恩斯坦、鲍勃·迪伦、芭芭拉·史翠姗，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理查德·德雷福斯、梅尔·布鲁克斯等。美国十大娱乐和传媒公司中有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如时代华纳公司、沃特·迪斯尼公司、维亚科姆公司等。

在这些世界知名的传媒公司中，不仅老板是犹太人，其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也都由犹太人担任，即使是许多非犹太人拥有的报纸、杂志和媒体，其广告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犹太人。难怪有的美国人称犹太人“统治”着好莱坞，“犹太人控制着新闻界并统治着美国”。

(2)犹太传媒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反映

表现为运用作为美国“第四种权力”的传媒和舆论来支持“藏独”。犹太传媒就是通过这种“软权力”来声援“藏独”的方式，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一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反映西藏，炒作“西藏问题”；二是以亲“藏独”和反共的方式展示西藏、藏族、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三是以多媒体手段影响美国大众的涉藏舆论和“西藏观”。犹太人所控制的美国主流传媒，如好莱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都在“西藏问题”上情有独钟，这些传媒进行了大量的涉藏报道和活动，对“藏独”势力的生存发展、“西藏问题”国际化和美国的西藏政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5、犹太教徒与“西藏问题”

美国犹太教徒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一是对流亡藏人的同情；二是信仰和传播藏传佛教。如美国出生的犹太人格西罗兹，他未出家前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荣获每年由总统颁发全国最优秀的100名青年的总统学者奖章。出家后，入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僧舍，学得一口纯正的藏语，佛学修持及研读也得到重大进步。学经之余，他用12年设计出藏文输入法，把藏文《大藏经》输入电脑，再把《大藏经》磁盘和光碟免费发送，至今已送出10万余张。新泽西州“藏传佛教修习中心”(Tibetan Buddhist Learning Center)主任犹太裔藏传佛教信徒戴安娜·卡特勒(Diana Cutler)和其丈夫乔舒亚·卡特勒(Joshua Cutler)都是美国藏传佛教的先驱格西旺杰(Geshe Wangyal，1901-1983)的亲炙弟子，他们夫妇在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修炼、讲授、著述、翻译藏传佛教，至今已20多年。他们组织并参与将宗喀巴大师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英译出版。格西罗兹和戴安娜等热衷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犹太教徒，对藏传佛教的西渐尤其是在美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6、美国犹太人西藏观的成因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

(1)政治原因

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包含有一种特别活跃的政治参与机制。犹太人关心美国的外交政策，热心参政。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一是院外组织直接游说：(1)与议员和政府宫员交谈，递送有关材料；(2)在参众两院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宣传自己的主张；(3)保持投票记录，作为将来支持或反对的参考；(4)组织活动，增进与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交流和感情。二是以选票和政治捐款影响竞选。美国犹太人在各类选举活动中投票率达到90%以上，由他们组织的民众集会占全国的90%。虽然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但是居住集中，具有群体优势，而且集体观念强，在一部分选区里，当竞选双方势均力敌时，他们的投票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不能低估，它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影响着候选人、政党、政策的制定程序乃至政府的政策。竞选费用日益庞大，为富裕的犹太社团发挥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三是影响公众舆论。政府在制定其政策时都要考虑社会舆论的影响，否则政策就会因为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而难以执行和继续。当某个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公众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一致时，这种舆论对政府决策就能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犹太人关注“西藏问题”的政治原因是：一些流亡藏人认为他们面临着与当初犹太人同样的问题，他们与犹太民族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和忧患，企图以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实现“藏独”的榜样；美国文化为犹太人参政奠定了基础，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为犹太人参政提供了保障，充满艰辛的历史培养了犹太人强烈的参政意识；流亡藏人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也是犹太人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之一。以色列的“以色列西藏之友”(Israeli Friends of Tibet)和“以色列西藏人民之友”(Israeli Friends of The Tibetan People)等非政府组织对流亡藏人进行声援和资助。

(2)情感因素

即在异国他乡受歧视和排挤的共同经历和感受。犹太人与流亡藏人有不少共性：都是宗教民族，都是难民，都在流散的社区中生活，都面临着保存传统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的问题，都在经历世俗化、现代化、西化或美国化。犹太人的故土是以色列，但是许多西化的犹太人不愿返回以色列；流亡藏人的故土是西藏，也有许多西化的流亡藏人不愿返回西藏。在异国他乡，犹太人和流亡藏人的民族和文化都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自认为有相同的漂泊异乡的经历和“难民情结”。

(3)宗教原因

犹太人和藏人在历史上都是全民信教，现在这两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依然信教，因而他们在宗教上有共同的语言；犹太人和流亡藏人都以美国和西方为靠山，加上流亡藏人竭力与犹太教徒和以色列拉关系，加强了犹太教徒与藏传佛教徒的联系，从而影响了犹太人对流亡藏人和“西藏问题”的关注。

西藏经幡——风中的祷文

发布时间：201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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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幡是西藏高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图片来源：资料图）　

　　印有经文的“风马”经幡，据说最早出现于噶举教派寺院的旗绳上。藏传佛教主张信徒循环往复地诵念经文，特别是六字箴言（即观音神咒“嗡、嘛、呢、叭、咪、哞”），因为这六个字被认为是一切经典的根源，只要反复诵念，便可以积累功德，功德圆满时就能够得到解脱。当印有六字箴言的“风马”经幡被风吹起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仿佛在诵念经文，所以无论寺庙还是村寨，都会在空地上插立高达数米的经幡柱，将“风马”经幡高高悬挂于风口。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当数耸立于神山“冈仁波齐”峰色雄滩上的经幡柱，它高达24米，顶端缠有五颜六色的风马。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都会举行传统的更换经幡仪式，届时，无数僧众前往观礼。当破旧褪色的经幡被取下来时，迫不及待的人们会一拥而上争相抢夺，因为藏族人相信，挂了一年的旧经幡可以消灾去祸。

　　其实，在风马从神幡到经幡的转变过程中，风马中央的“马”也逐渐从“送魂马”转变为“驮经马”。仔细观察风马中央的图案，一匹矫健的宝马，身上负有重物，藏语称“诺布末巴”，即马所驮的摩尼“三宝”。拼图的上方左右绘有日月，四角仍然是四种动物图案，有时也干脆以四兽的文字来代替。偶尔还有其它图像，但一般都是佛像、菩萨、度母等与佛教相关的形象。而且，佛教将最初来源于“五行”的几种动物赋予了新的含义，它认为这五种动物分别象征佛教五大物质元素“地、水、风、火、空”，吼狮象征“地”，因狮居于雪山；祥龙象征“水”，因龙游于水中；猛虎象征“风”，因虎是森林之王，而五行中讲“风生于木”；神鹏象征“火”，因鹏是藏族上古时代崇信的大神，具有生炎热、光焰等神通，与火性类似；风马中央的马，也称之为“骏马”或“祭马”，藏语为“塔觉”，象征“地、水、风、火”所依附的虚空。

　　在民间，每一年的藏历新年，人们都会重新插挂“风马”旗、经幡。在藏北、甘肃以及青海牧区，牧民多在藏历四月祭祀山神时，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山坡等高处，将系在箭杆上的“风马”插在石垛上。居住于城镇的藏族同胞，一般选择藏历新年初三，举行换“风马”仪式，藏语中称为“托随”。这一天，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都聚集于楼顶上，按照年龄大小，长者在上，晚辈在下，依次坐下，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不会就此散去，而是相互敬酒、唱歌、聊天。“托随”仪式原本是全院邻居们聚在一起祭祀神灵，但实际上早已拥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藏族民间有这样一个口头禅，“远方亲人再亲，毕竟隔着山水；眼前邻居再次，危急时刻还是管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相处在一起，邻居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但大家不愿意把它带到新的一年中去，于是以新年的“托随”仪式消除过去一年的不愉快。因此，笑脸迎新年、和睦相处倒成了“托随”仪式的实际意义了。这时候如果站到高处俯瞰整个拉萨，满城崭新的风马迎风飘扬，人们祈求福寿安康的愿望也随风升腾，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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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4日星期一

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

元朝(公元1271—1368年)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继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1290年，一名万户长叛乱，元朝中央派遣这位王子率军入藏平息。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年、1287年、1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有关于这三次调查的详细记载。

明朝(公元1368—1644年)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大小派别各踞一方，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对于入贡期限、来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内还保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

清朝(公元1644—1911年)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噶伦以下(包括噶伦)都是属员。

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手续。最高一级藏族官员有噶伦四名、代本六名，由中央任命。噶伦、代本的年俸由中央发给。

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3000人，规定了军官等级、人数，军饷补给来源，武器配备，驻防地点。另外，从内地调驻西藏各地官兵1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中央派驻的官员管辖。

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每年的财务收支，由驻藏大臣稽查总核。

西藏差役由全社会平均负担。贵族和大寺庙中实有劳绩可受优待免除差役者，须经过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核准发给执照。

对来西藏贸易的尼泊尔、克什米尔商人要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备案，由负责官员签发路证。凡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听候驻藏大臣衙门审批。藏人出境至尼泊尔等地，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规定往返日期。

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设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

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噶伦不得与外方通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

对犯罪者的处罚，都要经过驻藏大臣审批。

从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1912年8月10日，为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北京政府颁布《中华中国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并于1931年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派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国民会议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总纲第一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的行政机构堪布厅的代表，还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势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除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判谈。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剌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拔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西藏的主权归属

一、西藏的主权归属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西方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西方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西藏形象多虚幻、不准确。宗教、文化、环境是西方当下流行的话题，近年来出版的《西方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西藏度亡经》等，在西方影响较大。《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带着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向西方人灌输西藏观。显然，西方人通过这些间接的渠道了解的西藏，是不真实的，不但歪曲了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众，这些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担任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的杜永彬发现，西方人的西藏观可以分成几个层面：一是学者的西藏观，就是西方学者怎么研究和认识西藏的；二是官员的西藏观，西方官员、西方政界是怎么认识西藏的，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三是一般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西藏的，包括学生、商人等对西藏一无所知的人对西藏印象是什么样的；四是西方传媒是怎么反映西藏的。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根据需要随意创造出他们自己不同的西藏观。

　　西方所谓的“人权问题”、“宗教自由”、“民族冲突”、“文化灭绝”等等，这些论调在遮遮掩掩之间，关键词只有一个——“西藏独立”。这一切都显示出西方和中国对汉藏关系、民族与国家模式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像中国民族区域自治这种不同于西方多元民族国家模式的独特制度，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才是藏传佛教繁荣的保证。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并不是说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权都是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而是指西藏自有人类活动的历史都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决不是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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