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四川阿坝事件真相调查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四川阿坝事件真相调查: 今年以来在四川省藏区发生了几起年轻僧人和已经还俗僧人的自焚事件。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几个年轻人的生命瞬间葬身火海，令人震惊和惋惜。尽管当地政府在现场尽最大努力采取了灭火救人的措施，但还是有几位僧人没有能够被留住他们年轻的生命。因自焚事件造成巨大伤痛的是这几个年轻人的父...

东噶宗概述

东噶宗概述

(一) 自 然 概 况

东噶宗在拉萨西北距拉萨约12公里。
本宗东界拉萨，西南接聂塘谿，西靠琮阿玛山，西北连堆隆德庆宗，南傍拉萨河，北面越阿玛孜姆山可至彭波地区。
堆龙曲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宗境，境内河渠纵横(均自堆龙曲引出)，可用以灌溉田地并作水磨动力；除堆龙曲外尚有几条较小的山水，流量不大。
东噶宗是一个东南、西北方向的狭长河谷地带，北面一山当地人称之为阿玛孜姆，与藏北高原相连；西南方的山脉是念青唐拉山(冈底斯山)的支脉。
本宗气候大致和拉萨相同：
雨季：藏历4月20日左右开始降雨，6、7月雨量最多，8月以后就很少降雨了。
霜季：藏历9月20日前后开始降霜。
雪季：藏历11月至翌年正月为雪季。2月间山上仍降雪和积雪，河谷地面不再降雪。
风季：多南风和北风，天气晴朗时风小，天阴时风多且大。藏历11月时风最大，飞沙走石行人受阻，一直到翌年正月均属风季。

(二) 行政概况

1．历史沿革
东噶宗建宗的历史，距今已有三百年左右，即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的宗建于阿玛孜姆山上，其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时被毁，宗址才迁到山下来，现在山上旧宗址的断墙残壁尚历历可见。
很久以前，西藏地方政府(以下简称藏政府)只派雪勒空的一个俗官来宗处理日常事务，并未派任正式的宗本。后来藏政府派噶东却杰①充任宗本约7、8年，只是在1954年以前，达赖喇嘛始决定本宗宗本全由藏政府派孜仲(僧官)充任。
①本宗界内噶东寺的司降神者，是西藏著名的四大护法神之一，拉萨一带每遇天旱、水灾都要请他降神。噶东却杰是一个普通僧官，但准娶妻生子，行家族传承法。2．行政组织
本宗在西藏来说不算是个大宗，宗本只由一人充任，不设副职。
宗本下有甲错根布一人，再下辖有六个根布，根布下各分别辖有大小谿卡(庄园)10余个不等；除此，宗中还有佐扎2人，专司支差的摊派及检查
(1) 宗本：
现任宗本名格桑贡噶，是出身于色拉寺麦扎仓的孜仲。代宗本名意希成烈，是格桑贡噶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是个喇嘛，兼任哲蚌寺共茫扎仓供汝康村的涅巴(管家)。
宗本的任期按照过去的规定是3年，现改为4年一任，期满由藏政府另派孜仲充任。但宗本在任期内工作做得好，可以由根布、豀卡头人和百姓联名向藏政府请求准予连任。
过去噶东却杰任宗本时，宗本的待遇和供给全由噶东寺支付。现在藏政府派孜仲充任宗本，拨给土地大小12块(每块可下种1——4克青稞不等)作为薪俸地。耕地所需人力和畜力，由各根布下面的百姓轮流担任，但需给以工资。每年土地收入，除支付耕地工资并由宗本留下105克以作薪俸外，余数须全部上缴藏政府。
宗本的具体事务只是下达藏政府的政令，处理一些民、刑事诉讼以及向下属各根布派支差役等。据说东噶宗的谿卡以曲谿(即寺庙庄园)居多，各自为政，宗本的实权并不太大。
(2) 甲错根布：
具体帮助宗本的是甲错根布，他秉承宗本的意旨向下属六个根布传达命令，很象秘书一类的职务。
甲错根布不由藏政府派充。据了解，很久以前东噶宗的各个根布惟恐宗政府向下摊派差役时不够公允，他们共同商量决定推选一个人出来，在宗政府为各根布公允办事。最先被推选出来的是汤呷谿卡的头人，各根布商妥给他免了差役负担，并且还给他一块薪俸地(数字不详)这就是最早的甲错根布。以后，这个职务逐渐变成世袭职，即例由汤呷谿卡的头人充任。
现任甲错根布名叫桑丹，原是东噶宗的一个商贩，并兼作巫师。最近几年来，他向汤呷谿卡的头人走动甚勤，后来商妥，由汤呷谿卡雇用桑丹在宗中任甲错根布，每年给他工资青稞18克，每月还给酥油10两，砖茶一块，差役免支，但薪俸地仍由汤呷谿卡自行经理。桑丹任甲错根布到1956年时，已有3年之久了。
甲错根布的待遇除薪俸地外，每年秋收后还可以向下属6个根布的各个谿卡索取薪俸粮，据说每年可收入青稞50——60克。估计实际收入要远较这个数字为多。
(3) 根布：
东噶宗下属6个根布。
觉木隆根布：头人名慈尼俄朱，又名索朗俄朱，由贵族色穷派任。
项敦根布：头人名罗锥，由哲蚌寺共茫扎仓项敦康村派任。
岗根布：头人名当真，由藏政府派任。
甲布根布：头人名白马，由哲蚌寺共茫扎仓派任。
桑噶根布：头人名平错琼佩，由巴朗宗宗本土登晋美(孜仲，属色拉寺)派任。
朗仲根布：头人名彭错，由哲蚌寺阿巴扎仓派任。
根布头人的职责只是秉承宗政府的命令下达于各个谿卡，自己不能单独发号施令。
所有的根布头人都是世袭职，即死后有儿子继承，没有儿子可以招赘女婿继承，子女都没有时则由领主另派新任。根布头人都有世袭的土地(藏语叫“帕新”)如岗根布的头人当真有100克种子左右的“帕新”，但每年须向下列机构缴纳定额的负担：
藏政府 50克
哲蚌寺吉索(总管) 29克
哲蚌寺德央扎仓 5克
根布头人除世袭土地收入外，每年可以向本根布的各谿卡及各差户索取薪俸粮。据岗根布的头人当真称，他每年可以收入6克青稞的薪俸粮(恐怕实际上收入要比这个数字多)。
(4)佐扎：
佐扎的职权地位比甲错根布高，可以处理案件，检查派差；宗政府开会议事时，两个佐扎必须都来出席，如二人中有一人缺席，会议便须改期召开。
佐扎也是世袭职，最早是由群众推选出来，然后由藏政府任命世袭。本宗的两个佐扎一个出自贵族谿卡，(由拉鲁谿卡的头人出任，现任为素朗次典)，一个出自寺庙卡(由哲蚌寺吉索的差户扎布出任，现任为云丹)。
佐扎好象乡间的士绅，没有什么物质待遇，因公出差所需各项费用由宗政府向人民摊派。
(5)谿卡情况：
东噶宗共有大小谿卡(包括差民聚落)72个。其中大部分为寺庙谿卡(约占总数的82％)。其次为贵族谿卡(约占总数的12％)，东噶宗没有藏政府的谿卡，只有藏政府的差民聚落，为数很少(约占总数的6％)。
现将各根布下属豀卡的隶属关系列表如下：
谿卡名 隶属关系
一、甲布根布：
囊俄 斋岗堪穷(四品孜仲)
噶东 噶东寺
甲里赛 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德央 哲蚌寺德央扎仓
乌珠顿 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甲 布 哲蚌寺共茫扎仓
亚奈 同上
俄西康萨尔 功德林(寺)
东噶 藏政府差户
大毕 同上
二、岗根布：
桑通 哲蚌寺吉索
西堆沃 哲蚌寺活佛地
岗康撒 哲蚌寺
刚过 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加马 哲蚌寺德央扎仓
日惹 哲蚌寺堪布公有
丹巴(滴及) 哲蚌寺
甲雅 色拉寺活佛地
岗 布达拉宫南杰扎仓
然目切 同上
甲尔公 功德林
甲拉 举堆扎仓(上密院)
乃琼 乃琼寺
充炯 觉木隆寺
卡呷 打龙扎寺
巴美赞康 日惹谿差户
秋古贤洛 藏政府差户
三、觉木隆根布：
色穷 色穷(贵族)
色拉麦巴 色拉寺麦扎仓
撒马 布达拉宫南杰扎仓
噶竹 乃琼寺
炯马 哲蚌寺罗色林扎仓
甲拉 哲蚌寺共茫扎仓
江卡 同上
塞琼琼 同上
哲蚌阿巴 哲蚌寺阿巴扎仓
贡巴 觉木隆寺
四、项敦根布：
项敦 哲蚌寺共茫扎仓
花马 同上
举巴 举堆扎仓(上密院)
色拉吉巴 色拉寺吉扎仓
堆垅 哲蚌寺共茫扎仓
打朱 打龙扎寺
乃琼(一) 乃琼寺
同上(二) 同上
同上(三) 同上
同上(四) 同上
五、朗仲根布：
朗仲 哲蚌寺
卡达 折康(贵族)
朴不气 宇妥(贵族)
拉鲁 拉鲁(贵族)
居人呷 不详
昌独 不详
下究 乃琼寺
仲塞 哲蚌寺
羌木夏 同上
汤呷 哲蚌寺活佛地
秋洛介 哲蚌寺阿巴扎仓
达江 哲蚌寺德央扎仓
六、桑噶根布：
色拉 色拉寺吉扎仓
萨莫 哲蚌寺吉索
雄内栋 藏政府差户
则布休 哲蚌寺
则布休雅打 同上
汤杰 桑多颇章(贵族)
创巴中 尧西颇章(贵族)
却马 某贵族
桑康孔 哲蚌寺共茫扎仓
日麻 色拉寺麦扎仓
卓麦 色拉寺吉扎仓桑洛康村
古藏 哲蚌寺共茫扎仓供汝康村
扎鹿 巴昔(贵族)
3．宗政府旧制简述
东噶宗宗政府的一些旧规旧例。有以下几方面：
(1)信差：
东噶宗有两个专门给宗政府送信的差人，每人负责三个根布的来往信件，每逢宗政府有命令向下属六个根布传达，都是由这两个信差负责传送。
据信差囊夏谈，他担任这一工作已经有12年了。初来时这里原来的信差出缺，他向宗政府请求担任此差并立有字据。双方商妥，宗政府授给他土地大小四块(共可下种五克)，房屋一间，作为他支信差的待遇，另外，不再支宗里的其他杂差。
宗里的信差每月平均出勤约60次，有时一天当中要出差几次，也有时几天中一次也不送。遇有紧急函件不分昼夜随到随送，稍有拖延或是抱怨，便会遭到宗本的打骂。
送信多半靠走路，骑马的机会不多。宗里虽有常驻的差马，但有时不给信差骑秉。解放前，社会秩序不好，路上常有土匪持枪抢劫，如果不幸遭遇，轻则被劫去牲口，剥光衣服，重则被土匪杀害。解放后，情况较好些，但仍有个别土匪不时出没。
囊夏家共计5口人，除宗给的土地五克外，自己还有一克种子的土地，去年因欠债过多，出典给达赖喇嘛的牧羊人，典期5年，折本利藏银500两。现在每年尚须借债20克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信差在送信的余暇可以替别人作临时佣工，宗本并不过问；也可以离去不当此差，只须把土地和房屋交还宗政府即可。
(2)喂马差：
给宗本喂马的人名字叫丹巴建增，是东噶宗七岗差户之一，则达·赛塔洛家的佣人，任此差已2年。
此差专门负责饲养宗本个人骑乘的马，附带做些宗中杂事，此外，宗本外出时要做其随从。
由于赛塔洛长年派一个人在宗中支差，宗政府把赛塔洛为宗中应支的杂差一律豁免。双方商妥，喂马差长期由赛塔洛负责，不再更换。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
喂马人的供给，全由赛塔洛支付，除管吃外，每年尚发工资青稞六克，上衣下裤及外衣各一件，夏、冬帽各一顶，靴一双，宗政府则不给予任何待遇。
丹巴建增家人5口，有土地7块，共可下种34克。
(3)厨役差：
宗政府的厨役由东噶宗的7岗差户轮流担任，每岗轮值1个月。届时或派自己家的佣人去支，或雇请别人代支，住在东噶宗的扎西巴锥，便是替各差户代支官府差役的专人，不过因雇佣工资过高(每月需30元)，很多差户都是自派佣人前往支差。
厨役的职务是专为宗政府做饭、烧茶、背水等。
(4)驴差：
全宗各豀卡的有驴户都要负担支差，全宗驴数在宗中造有清册，如有任务时，由宗政府分配给各根布，再由根布分配到各谿卡，然后谿卡内部再进行平均的调配。
(5)驿差：
驿差或称外差，也称“大乌拉”。
东噶宗是一个驿站(驿路交通详下交通)，支驿差的人都种有藏政府驿差土地，种驿差土地的人，只支驿差不出地租。解放前，驿差的摊派极重，公路通车后，驿差已较前大为减少，据驿差差户扎布云丹谈称，驿差已较解放前减少了十分之八。
驿差可以缴款折干，每岗驿差差地可以年缴藏银四十秤①代替支差。
(6)牛差：
专运藏政府的粮食及其它物品。
①编者按,指藏币计算单位“多则”，即藏银五十两，亦写作“品”。支牛差的原则是，凡22驮以内的牛差，统由藏政府的差户支应，自22驮起改由贵族和寺庙的谿卡平均负担。平时的牛差，以小宗为主，多半在22驮以内，超过22驮的大宗运输不多。
(7)官员出入境差：
藏政府的官员因出差经过本宗时，其所需的牲口、草料等要由本宗各类差户负责支应。原则是，四品以上的大官由贵族和寺庙的谿卡负责，四品以下的官员由藏政府的差户负责。
解放前，英、印官员也支乌拉，只给一些运输脚价。
(8)维护电杆差：
自拉萨经山南通往印度的电话线路，有一段通过东噶宗的境内。宗政府划定区段，要各谿卡的老百姓负责电杆的维修工作。
(9)司法制度：
因事诉讼，两造必须向宗本行贿。贿赂少的要挨打，贿赂使得多定操胜算。
审讯案件时，宗本坐在高垫上，原、被告跪在地下，皂隶(打人的)持刑具站在一旁。如系刑事案件，审讯过后将犯人交由本宗七岗政府差户轮流看管。犯人逃跑事件时有发生，为避免犯人逃跑，经常把犯人毒打一顿，使之动转难移。
宗中打人的刑具共有三种；一是木棍，一是皮鞭，一是皮制圆形的打嘴板。皂隶也是由7岗差户轮值。
告状要缴手续费，不论原、被告都要缴纳，但数目不多，每方只缴四个小铜板，还不到半两藏银。
案件的处理要看情节的轻重，情节重的要向藏政府雪勒空请示，轻的可以由宗本自行处理，很多情况下是打一顿以后释放。

(附)关于人头税

人头税从15岁开始缴纳，到60岁截止。一般说来喇嘛和为领主支差的百姓不缴纳人头税，只有不支差的百姓才缴纳人头税。
缴纳人头税的百姓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1．达赖的百姓：属布达拉宫管辖，每年10月15日到布达拉宫纳人头税一两藏银，由布达拉宫在证据上加盖一红色图章，缴纳人头税之后，可以不支差、不纳税、官府不得扣押，自由往来各地，只是死后须将贵重财产上缴布达拉宫。获得此种待遇的人不多。本宗桑通曲豀的曲扎是这种百姓。
2．专业的铁匠、氆氇匠、裁缝、屠宰匠等因为无地无差都要纳人头税(详下作访、手工业)。
3．虽属领主百姓，但当前未给领主支差，须向领主缴纳人头税。如曲扎之妻杨吉，本是哲蚌吉索的百姓，她自彭波地区初来桑通谿时没有为寺庙支差，所以每年须向哲蚌吉索纳人头税5两藏银。日后如支差时可以请求豁免。
人头税的税额没有一定，少至每羊两藏银、多至7克青稞都有。

(三)寺 庙

东噶宗境内，较大的寺庙有三座:
1．觉木隆寺，位于觉木隆根布区，建寺于拉萨三大寺之前二百多年，是西藏有名的古刹之一，当时属噶举派(白教)，后转属格鲁派(黄教)。
本寺现有喇嘛125人，属哲蚌寺共茫扎仓管辖。如共茫扎仓发放布施，该寺僧众可以照例分得一份；共茫扎仓如有修建或需要人的事情，该寺僧众有义务前往支差。
本寺有堪布1人(名达沃曲扎，年62岁，属共茫扎仓项敦康村)，协敖2人，翁则1人，有2个谿卡：觉木隆谿卡和充炯豀卡。
2．噶东寺，位于桑噶根布区青藏公路线的北山坡上，建寺子拉萨三大寺之前约二百年，当时属宁玛派(红教)，现属哲蚌寺共茫扎仓，规定喇嘛人数为75人，住持即噶东却杰。
3．打龙扎寺(又名桑黎寺或德隆寺)位于岗根布区南山麓下，原系一“日初”(小寺)仅有喇嘛8人，为打扎活佛的寺。1941年，打扎继任摄政后，该寺始渐昌盛。现有喇嘛75人，亦属哲蚌寺共茫扎仓。有4个谿卡；除卡呷、打朱外，另2个不在本宗。

(四)交 通

青藏公路和新建的拉(萨)泽(当)公路分别经由东噶境内，交通尚称便利。
沿堆龙曲两岸各根布与谿卡间都有小路交通，大部在河岸及水渠的两侧。
过去藏政府的驿路交通，有大站、小站两种，大站须将牲口先集中到拉萨，再由拉萨分派各地：
东至墨竹工卡
南至泽当
西北至堆龙德庆
北至打则(彭波)
西南至曲水
小站以东噶为中心：
东至拉萨
南至聂塘
西北至娘孜(东噶与堆龙德庆交界处)。
东噶境内的堆龙曲，自西北向东南流下，水势湍急，深浅不定，河槽有宽有窄，不能行舟。横跨堆龙曲上的铁桥，系20多年前由贵族擦绒督工修建的。钢材、水泥自印度运入，民工都是东噶宗的百姓，拉泽公路通过此桥，因桥身年久失修，桥上木板多已腐朽，已进行加固工程，可以通行汽车。

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在全世界1400万犹太人中，就有615.5万人居住在美国，以色列只有500多万人，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犹太人虽然不足美国总人口的3%，但是在美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对美国人最有影响的200名文化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到198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奖金的100多名美国学者，有近半数是犹太人及其后裔。因而有人说，美国人控制着世界，而犹太人则控制着美国。由于宗教、文化、政治等原因，美国犹太人与“西藏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犹太官员的“西藏情结”和西藏观

掌握实权的犹太官员和议员必然会对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影响，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声援“藏独”。美国国会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权力分散。国会参众两院有近300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一个委员会就是一个权力中心，这种分散的格局，使每个权力中心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游说的对象，这就助长了美国立法过程中的院外活动，加强了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也为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的活动提供了空间。

一是发起和支持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对“藏独”进行政治声援。其主要活动场所在华盛顿的国会山，与美国最大的“藏独”机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密切相关。犹太裔议员是美国国会“西藏帮”的骨干，不乏对“西藏问题”“情有独钟”之人。如生于1933年的犹太裔女参议员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 )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成员，并且是《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2001 Act of Tibet)的主要发起人。范因斯坦和她的丈夫、金融家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C. Blum)共同创办了“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Himalaya Foundation)，其宗旨是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开发项目募集资金。犹太裔国会议员约瑟夫·利伯曼也是《西藏政策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荣誉主席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是世界上声势最大的“藏独”组织“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 100 Committee for Tibet)的成员，并多次向国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提案。

二是参与美国的涉藏活动，从行动上支持“藏独”。主要场所在纽约。因为，第一，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是国际政治的主要活动中心，也是“藏独”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藏独”机构最集中的地方；第二，纽约是美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是美国最大的流亡藏人聚居区、藏传佛教传播区和“藏独”活动区之一，有“小西藏”(Little Tibet)之称，与“西藏问题”的关系极为密切。纽约的涉藏机构有：“西藏办事处”(The Office of Tibet)，“西藏基金会”(Tibet Fund)，“美国—西藏委员会”(United States Tibet Com-mitte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西藏之家”(Tibet House)，“西藏妇女协会”、“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和佛教研究协会”、西藏文化研究所、西藏解放剧院、西藏难民医疗项目、西藏资助项目、“西藏—美国安置计划”、“纽约西藏联盟”、“生态—西藏”、“西藏网”和“西藏协会”等。这些机构大多是好莱坞著名影星、美国“藏独”的急先锋理查·基尔(Richard Gere)购买赠送的。理查·基尔花了525000美元在纽约曼哈顿购买一处825000美元的褐石房屋，作为“藏独”在美国活动的总部。由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 )和理查·基尔创建的“西藏之家”是重要的藏独机构。犹太官员以联合国和纽约的涉藏机构为舞台，对“藏独”势力及其活动给予政治声援。

2、美国犹太学者的西藏观

美国的犹太裔学者尤其是藏学家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参与”和“致用”风格，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实际上成了美国西藏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他们积极为“藏独”活动和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智力协助，为流亡藏人和美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这些犹太裔藏学家的经历基本相同：几乎都曾依止流亡美国的藏族高僧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都曾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都是以藏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几乎都关注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

第一、研究当代西藏的人权、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等，从事“政治藏学”，以学术研究参与“西藏问题”。如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系主任、副教授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与布鲁明顿的“西藏文化中心”(Tibetan Cultural Center)有密切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罗伯特·巴勒特(Robert Barnett)是“西方的西藏信息源”—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的创办人之一，并出版了《西藏政要名录》(Leaders in Tibet)。巴勒特离开英国后，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理解现代西藏”(Understanding Modern Tibet)课程，其研究领域是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以《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和《现代藏英辞典》(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而成名的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曾出版有《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平措汪阶的政治生涯与时代》《西藏现代史(1951-1959)》第一部分(《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尼木事件”》等。并在其所在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创办了“藏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戈尔斯坦的西藏观既不同于黎吉生、罗伯特·瑟曼等“藏独”藏学家，也不同于谭·戈伦夫等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独树一帜。

第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为“西藏问题”作证。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问题”，其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戈尔斯坦、史伯林都曾到国会为“西藏问题”作证，以学者的身份充当“西藏问题”的“权威发言人”，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咨询。如史伯林于2002年6月10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作证，阐述《对西藏问题的一些思考》(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ibet Issue)；戈尔斯坦2004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圆桌会上作证，陈述《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阐明目标和获得可持续的结果》(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Articulating Clear Goal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Results)。史伯林认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藏学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这是美国的西藏政策的一个局限。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对人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还不断深化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怀疑和评论。”“应当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理解中国人发表的观点的实质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中国之外参与讨论这些观点的学者的重视。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类英文文献，但是并没有涉及汉文文献中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观点。”“显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理解需要对包含在这些文献中的内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参与西藏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人们对上述文献完全理解之后，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才会逐渐减少。”史伯林还是“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成员。

第三、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以研究近现代史的戈尔斯坦和研究古代史的史伯林最为典型。戈尔斯坦出版了《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 The Snowing Lion and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1997)和《达赖喇嘛的困境》(The Dalai Lama's Di-lemma，1998)等“经世致用”的专著，可谓美国的“西藏通”。史伯林以《明初“分而治之”的治藏政策研究》(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An 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明代西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现任印第安纳大学欧洲中亚系主任，活跃于国际藏学界。他们的藏学研究兼有“学术藏学”和“政治藏学”的风格，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们的治学宗旨之一是，以藏学研究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达赖集团和美国当局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第四、对西藏研究的兴趣，从事“学术藏学”。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2003年已应聘为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接替安娜·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un]教授的职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南希·列文妮(Nancy Levine )等。南希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藏区，多次到阿里、拉萨、果洛、色达等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美国的犹太藏学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美国藏学界，有一批犹太藏学家研究注重“经世致用”，是“政治藏学”的实践者。无论是研究西藏历史还是现实，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的现实或“西藏问题”，并精通藏语文。美国的一些犹太裔中国学家也对西藏感兴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曾任“东西方中心”主任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曾参与“卡特中心”的西藏考察和研究项目，与戈尔斯坦等人一道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研究报告。

3、犹太商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主要表现为“有钱出钱”。一是资助中国藏族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项目。如“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ion)，由犹太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的女儿科伦贝尔(Andrea Soros Colombel)1993年创办于纽约，对中国藏区情有独钟，利众基金会的宗旨即是“促进中国境内的藏族社区的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其涉藏关系表现为：(1)资助藏区的经济发展项目；(2)资助藏区的教育项目，包括资助国内外藏人到美国留学；(3)资助藏区的文化项目；(4)资助美国涉藏项目，如美国有关藏学的研讨会，参加国际藏学会的藏族学者，“拉孜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Latse)等；(5)资助其他国家的涉藏项目。二是资助美国的流亡藏人和西藏“院外集团”(Lobby)。纽约是除以色列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是美国最大的藏人聚居区，这里既是犹太大亨云集之地，也是美国涉藏机构最多、“藏独”势力最活跃的地方。这就为关注“西藏问题”的犹太商人资助纽约的涉藏机构提供了方便。三是资助国外主要是美国的涉藏项目。主要通过犹太商人控制或与犹太商人关系密切的基金会来运作。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等，资助“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西藏研究项目的研究经费和学术研讨会经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俄罗斯中心、亚洲中心等机构主办的国际性的当代西藏研讨会；“利众基金会”资助拉孜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Latse Contemporary Tibetan Cultural Library)收集藏学文献和图书；“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富布赖特基金会”(Fulbright Scholarship)，既资助国内外藏人赴美留学，也资助有关中国藏区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4、犹太传媒与“西藏问题”

(1)美国传媒中的犹太人

美国的新闻传媒业一直是美国犹太人的天下。

在广播电视业，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家广播公司都是亲犹太人的。ABC的首席执行官利昂纳德·戈德逊是犹太人，CBS半个世纪来一直是犹太裔威廉·帕利掌管。美国十大娱乐公司中有8家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如时代华纳通讯公司的史迪夫·罗斯和沃特·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艾斯纳都是犹太人。

在报刊出版业，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主导着美国报业的潮流和规则，它们都为犹太人所拥有。《纽约时报》老板兹伯格家族出版36份报纸、12份杂志。其他非日报类报纸也有很多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如《纽约邮报》的主人是犹太亿万富翁、房地产尚彼得·卡利卡，《乡村之声》是犹太亿万富翁列昂纳德·斯德恩的财产。现任美联社董事会主席唐纳德·纽豪斯也是犹太人。美国三大新闻杂志《时代周刊》(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老板也都是犹太人。据美国《出版商周刊》的统计，美国最大的6家出版商中，有3家是犹太人拥有或经营的，即居第1位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居第3位的西蒙—苏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和居第6位的时代华纳贸易集团，西蒙—苏斯特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纳德和主席吉瑞米·卡普兰都是犹太人。拥有市场份额50%以上、全美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商西部出版社，其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理查德·伯恩斯坦也是一名犹太人。在新闻出版界有大批著名的犹太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被称为“犹太人的世界”。如沃尔特·李普曼、约翰·奥克斯、西奥多·怀特、亚拉伯罕·罗森塔尔、戴维·劳伦斯、霍华德·西蒙斯、沃伦·菲力普斯等。

美国的电影业也是由犹太人奠基的，几乎所有大制片公司的创办人都是犹太裔人，如华纳兄弟公司的华纳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梅耶、塞缪尔·戈德温等。犹太裔企业家控制着40%的电影企业。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音乐名人列昂纳德·伯恩斯坦、鲍勃·迪伦、芭芭拉·史翠姗，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理查德·德雷福斯、梅尔·布鲁克斯等。美国十大娱乐和传媒公司中有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如时代华纳公司、沃特·迪斯尼公司、维亚科姆公司等。

在这些世界知名的传媒公司中，不仅老板是犹太人，其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也都由犹太人担任，即使是许多非犹太人拥有的报纸、杂志和媒体，其广告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犹太人。难怪有的美国人称犹太人“统治”着好莱坞，“犹太人控制着新闻界并统治着美国”。

(2)犹太传媒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反映

表现为运用作为美国“第四种权力”的传媒和舆论来支持“藏独”。犹太传媒就是通过这种“软权力”来声援“藏独”的方式，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一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反映西藏，炒作“西藏问题”；二是以亲“藏独”和反共的方式展示西藏、藏族、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三是以多媒体手段影响美国大众的涉藏舆论和“西藏观”。犹太人所控制的美国主流传媒，如好莱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都在“西藏问题”上情有独钟，这些传媒进行了大量的涉藏报道和活动，对“藏独”势力的生存发展、“西藏问题”国际化和美国的西藏政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5、犹太教徒与“西藏问题”

美国犹太教徒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一是对流亡藏人的同情；二是信仰和传播藏传佛教。如美国出生的犹太人格西罗兹，他未出家前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荣获每年由总统颁发全国最优秀的100名青年的总统学者奖章。出家后，入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僧舍，学得一口纯正的藏语，佛学修持及研读也得到重大进步。学经之余，他用12年设计出藏文输入法，把藏文《大藏经》输入电脑，再把《大藏经》磁盘和光碟免费发送，至今已送出10万余张。新泽西州“藏传佛教修习中心”(Tibetan Buddhist Learning Center)主任犹太裔藏传佛教信徒戴安娜·卡特勒(Diana Cutler)和其丈夫乔舒亚·卡特勒(Joshua Cutler)都是美国藏传佛教的先驱格西旺杰(Geshe Wangyal，1901-1983)的亲炙弟子，他们夫妇在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修炼、讲授、著述、翻译藏传佛教，至今已20多年。他们组织并参与将宗喀巴大师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英译出版。格西罗兹和戴安娜等热衷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犹太教徒，对藏传佛教的西渐尤其是在美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6、美国犹太人西藏观的成因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

(1)政治原因

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包含有一种特别活跃的政治参与机制。犹太人关心美国的外交政策，热心参政。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一是院外组织直接游说：(1)与议员和政府宫员交谈，递送有关材料；(2)在参众两院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宣传自己的主张；(3)保持投票记录，作为将来支持或反对的参考；(4)组织活动，增进与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交流和感情。二是以选票和政治捐款影响竞选。美国犹太人在各类选举活动中投票率达到90%以上，由他们组织的民众集会占全国的90%。虽然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但是居住集中，具有群体优势，而且集体观念强，在一部分选区里，当竞选双方势均力敌时，他们的投票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不能低估，它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影响着候选人、政党、政策的制定程序乃至政府的政策。竞选费用日益庞大，为富裕的犹太社团发挥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三是影响公众舆论。政府在制定其政策时都要考虑社会舆论的影响，否则政策就会因为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而难以执行和继续。当某个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公众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一致时，这种舆论对政府决策就能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犹太人关注“西藏问题”的政治原因是：一些流亡藏人认为他们面临着与当初犹太人同样的问题，他们与犹太民族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和忧患，企图以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实现“藏独”的榜样；美国文化为犹太人参政奠定了基础，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为犹太人参政提供了保障，充满艰辛的历史培养了犹太人强烈的参政意识；流亡藏人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也是犹太人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之一。以色列的“以色列西藏之友”(Israeli Friends of Tibet)和“以色列西藏人民之友”(Israeli Friends of The Tibetan People)等非政府组织对流亡藏人进行声援和资助。

(2)情感因素

即在异国他乡受歧视和排挤的共同经历和感受。犹太人与流亡藏人有不少共性：都是宗教民族，都是难民，都在流散的社区中生活，都面临着保存传统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的问题，都在经历世俗化、现代化、西化或美国化。犹太人的故土是以色列，但是许多西化的犹太人不愿返回以色列；流亡藏人的故土是西藏，也有许多西化的流亡藏人不愿返回西藏。在异国他乡，犹太人和流亡藏人的民族和文化都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自认为有相同的漂泊异乡的经历和“难民情结”。

(3)宗教原因

犹太人和藏人在历史上都是全民信教，现在这两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依然信教，因而他们在宗教上有共同的语言；犹太人和流亡藏人都以美国和西方为靠山，加上流亡藏人竭力与犹太教徒和以色列拉关系，加强了犹太教徒与藏传佛教徒的联系，从而影响了犹太人对流亡藏人和“西藏问题”的关注。

西藏经幡——风中的祷文

西藏经幡——风中的祷文 

发布时间：2012/03/12     阅读全文 【大 中 小】  打印

经幡是西藏高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图片来源：资料图）　

　　印有经文的“风马”经幡，据说最早出现于噶举教派寺院的旗绳上。藏传佛教主张信徒循环往复地诵念经文，特别是六字箴言（即观音神咒“嗡、嘛、呢、叭、咪、哞”），因为这六个字被认为是一切经典的根源，只要反复诵念，便可以积累功德，功德圆满时就能够得到解脱。当印有六字箴言的“风马”经幡被风吹起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仿佛在诵念经文，所以无论寺庙还是村寨，都会在空地上插立高达数米的经幡柱，将“风马”经幡高高悬挂于风口。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当数耸立于神山“冈仁波齐”峰色雄滩上的经幡柱，它高达24米，顶端缠有五颜六色的风马。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都会举行传统的更换经幡仪式，届时，无数僧众前往观礼。当破旧褪色的经幡被取下来时，迫不及待的人们会一拥而上争相抢夺，因为藏族人相信，挂了一年的旧经幡可以消灾去祸。

　　其实，在风马从神幡到经幡的转变过程中，风马中央的“马”也逐渐从“送魂马”转变为“驮经马”。仔细观察风马中央的图案，一匹矫健的宝马，身上负有重物，藏语称“诺布末巴”，即马所驮的摩尼“三宝”。拼图的上方左右绘有日月，四角仍然是四种动物图案，有时也干脆以四兽的文字来代替。偶尔还有其它图像，但一般都是佛像、菩萨、度母等与佛教相关的形象。而且，佛教将最初来源于“五行”的几种动物赋予了新的含义，它认为这五种动物分别象征佛教五大物质元素“地、水、风、火、空”，吼狮象征“地”，因狮居于雪山；祥龙象征“水”，因龙游于水中；猛虎象征“风”，因虎是森林之王，而五行中讲“风生于木”；神鹏象征“火”，因鹏是藏族上古时代崇信的大神，具有生炎热、光焰等神通，与火性类似；风马中央的马，也称之为“骏马”或“祭马”，藏语为“塔觉”，象征“地、水、风、火”所依附的虚空。

　　在民间，每一年的藏历新年，人们都会重新插挂“风马”旗、经幡。在藏北、甘肃以及青海牧区，牧民多在藏历四月祭祀山神时，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山坡等高处，将系在箭杆上的“风马”插在石垛上。居住于城镇的藏族同胞，一般选择藏历新年初三，举行换“风马”仪式，藏语中称为“托随”。这一天，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都聚集于楼顶上，按照年龄大小，长者在上，晚辈在下，依次坐下，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不会就此散去，而是相互敬酒、唱歌、聊天。“托随”仪式原本是全院邻居们聚在一起祭祀神灵，但实际上早已拥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藏族民间有这样一个口头禅，“远方亲人再亲，毕竟隔着山水；眼前邻居再次，危急时刻还是管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相处在一起，邻居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但大家不愿意把它带到新的一年中去，于是以新年的“托随”仪式消除过去一年的不愉快。因此，笑脸迎新年、和睦相处倒成了“托随”仪式的实际意义了。这时候如果站到高处俯瞰整个拉萨，满城崭新的风马迎风飘扬，人们祈求福寿安康的愿望也随风升腾，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也开始了……

http://gongminliliang.blogspot.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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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

   元朝(公元1271—1368年)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继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1290年，一名万户长叛乱，元朝中央派遣这位王子率军入藏平息。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年、1287年、1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有关于这三次调查的详细记载。

    明朝(公元1368—1644年)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大小派别各踞一方，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对于入贡期限、来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内还保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

    清朝(公元1644—1911年)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噶伦以下(包括噶伦)都是属员。

    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手续。最高一级藏族官员有噶伦四名、代本六名，由中央任命。噶伦、代本的年俸由中央发给。

    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3000人，规定了军官等级、人数，军饷补给来源，武器配备，驻防地点。另外，从内地调驻西藏各地官兵1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中央派驻的官员管辖。

    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每年的财务收支，由驻藏大臣稽查总核。

    西藏差役由全社会平均负担。贵族和大寺庙中实有劳绩可受优待免除差役者，须经过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核准发给执照。

    对来西藏贸易的尼泊尔、克什米尔商人要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备案，由负责官员签发路证。凡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听候驻藏大臣衙门审批。藏人出境至尼泊尔等地，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规定往返日期。

    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设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

    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噶伦不得与外方通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

    对犯罪者的处罚，都要经过驻藏大臣审批。

    从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1912年8月10日，为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北京政府颁布《中华中国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并于1931年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派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国民会议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总纲第一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的行政机构堪布厅的代表，还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势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除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判谈。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剌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拔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西藏的主权归属

   一、西藏的主权归属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西方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西方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西藏形象多虚幻、不准确。宗教、文化、环境是西方当下流行的话题，近年来出版的《西方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西藏度亡经》等，在西方影响较大。《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带着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向西方人灌输西藏观。显然，西方人通过这些间接的渠道了解的西藏，是不真实的，不但歪曲了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众，这些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担任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的杜永彬发现，西方人的西藏观可以分成几个层面：一是学者的西藏观，就是西方学者怎么研究和认识西藏的；二是官员的西藏观，西方官员、西方政界是怎么认识西藏的，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三是一般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西藏的，包括学生、商人等对西藏一无所知的人对西藏印象是什么样的；四是西方传媒是怎么反映西藏的。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根据需要随意创造出他们自己不同的西藏观。

　　西方所谓的“人权问题”、“宗教自由”、“民族冲突”、“文化灭绝”等等，这些论调在遮遮掩掩之间，关键词只有一个——“西藏独立”。这一切都显示出西方和中国对汉藏关系、民族与国家模式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像中国民族区域自治这种不同于西方多元民族国家模式的独特制度，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才是藏传佛教繁荣的保证。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并不是说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权都是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而是指西藏自有人类活动的历史都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决不是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

老外去过西藏的有几个？

　　记得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欧洲同学大肆叫嚣说你们中国人为毛要侵占西藏，迫害西藏人民。
　　我们问他：别的不说，你去过中国，去过西藏，见过西藏人，跟西藏人聊过天吗？
　　YAs说：没有。
　　
　　这年头，那么多吃饱了撑着的人有了新的信念了，
　　民族分裂就是民主。
　　恐怖暴乱就是人权。
　　
　　是不是干涉中国问题就能拿到很高的专业分？
　　就能发表论文？
　　看不懂啊看不懂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揭露达赖就是分裂祖国的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揭露达赖就是分裂祖国的: 12 月 23 日 ， CCTV 播放【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后，藏族同胞和善良的人们，以及世界上广大爱国同胞通过视频看到了自焚的真想，一扫眉头烟云，看清了达赖之流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达赖，你不是一个意图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是什么？难道非得说你是一个仰人鼻息的狗奴才的罪魁祸...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揭露达赖就是分裂祖国的

中国茉莉花行动部落: 揭露达赖就是分裂祖国的: 12 月 23 日 ， CCTV 播放【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后，藏族同胞和善良的人们，以及世界上广大爱国同胞通过视频看到了自焚的真想，一扫眉头烟云，看清了达赖之流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达赖，你不是一个意图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是什么？难道非得说你是一个仰人鼻息的狗奴才的罪魁祸...

钓鱼岛无价！它就是中国的！

钓鱼岛无价！它就是中国的！

近日，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叫张耀杰的人在其腾讯博客上发布了一条“日本花1.66亿买下钓鱼岛，这不但是对中国的领土侵略，更是对中国地价的侮辱”的帖子，笔者感觉其人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帖子是不妥的。你是在说日本买钓鱼岛便宜了？还是说中国土地价格贵，钓鱼岛不值这个钱？不管你怎么认为，个人觉得你这篇文章发得很是不妥，更有点助纣为虐的意味。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怎么可以拿来随意买卖呢？国人尚不能如此！更何况是外国人拿着他国的土地进行叫卖和国有化呢？而你却忽略了中国国土的主权意识，而是片面的强调什么日本买钓鱼岛侮辱了中国地价？让笔者认为你就是在转移国人的爱国热情，是把对侵略者的怒火由向国外引到对国内的内部矛盾中去，你真是居心叵测呀！

我们现在绝不是在这里说什么钓鱼岛购买的地价便宜与否来争论！绝不是走到街头对日本产品的打砸抢！更不是毫无头脑的一通胡址！！因为这样做只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国家偷着乐，看我们的笑话，只能让小日本小看我们中国人，甚至丑化我们中国！

现在日本的购岛行为对我国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现在应该行动起来捍卫我们的主权！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使我们的国家经济繁荣，国力昌盛！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呐喊让日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怒吼，让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也可以有计划、有组织、有理性的进行游行活动表达我们的意愿！最后我想说的是：国富民贵！只有自己的国家强盛了，我们在外面才有地位，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张耀杰，你不顾民族大义，就是害国贼！

张耀杰，你不顾民族大义，就是害国贼！

近期，为抗议日本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国内多个城市相继爆发的反日抗议活动。在民族大义面前，为维护我们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全国人民应超越分歧，齐心合力，一致对外。

然而，极少数类似张耀杰之辈紧扣抗议活动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只盯住局部，不看全部，肆意发表一些不负责的言论，攻击抵制日货民众行为，大肆批判和揭露国内所谓的黑暗面，好像众人皆醉他独醒似的，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张耀杰之辈充其量也不过螳臂趟车，自取其辱。

诚然，国内个别城市中在反日抗议活动中出现了一些非理智性的过激行为，这也是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看到的，属于亲者痛、仇者快的粪青行为。

抵制日货抗议行动，是为了抗议日本非法国有化钓鱼岛！是为了让日本右翼势力认清楚中国人民保卫钓鱼岛的决心和勇气！是我们十三亿人民对日本发出的最强大的心声！

过去的购买日货行为情有可原，就像某日系车贴所说“本人购车在前，日本犯贱在后”，抵制日货是要从现在开始，并不朔及以往。而张耀杰声称CCTV的摄像设备几乎全部是日货，叫嚣抗日爱国者到CCTV去算账。而该张声称欢迎日本方面强制遣返保钓人士更是不顾国家领土主权，将自己的脸贴到日本的屁股上，遭人唾弃。

张耀杰称：“据说，真正民主的文明国家，从来是不打民主国家的！民主国家要打的，全部是野蛮的邪叫之国！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邪叫国打邪叫国，是最常见的。还经常自称是自卫反击。”那么，请问，欧美日这些国家当主角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怎么回事？德国进攻英法、日本进攻美国，这些都是民主国家打野蛮的邪叫之国？

奉劝一下张耀杰之流，在民族大义面前，起码保证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的爱国之心，不要躲在背后唧唧歪歪乱发牢骚，否则，就是害国贼，必将受到国人的唾弃、历史的审批。

保钓爱国行动需要冷静和理性

保钓爱国行动需要冷静和理性

近日，由于日本右翼政客的不断挑衅，我方保钓人士作为回击登陆钓鱼岛宣誓主权。导致全国各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保钓抗日”游行示威，各地热血国人的爱国情怀仿佛在一霎那间爆发。毫无疑问，保钓人员的成功登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对领土主权的维护意识，钓鱼岛从始至终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保钓行动需理性对待，这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保钓爱国行动要服从于国家的部署，否则会影响国家的大计方针。

清末的《马关条约》我们失去了钓鱼岛，二战后，1970年美国归还日本琉球群岛时竟把钓鱼岛的管辖权一并归还日本。这是钓鱼岛的争议起点，但由于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美国的不怀好意的参与，这些年来实际对钓鱼岛实际控制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钓鱼岛问题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甚至对美国在中短期内都不可能完全真正提上议事议程。或者是谈判或者是战争，都不可能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现阶段的方法。钓鱼岛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而且是从长计议的，而我们民间的保钓活动也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部署，而不是打乱或影响国家在钓鱼岛问题的方针实施。

（二）保钓爱国行为也要服从于法律与纪律。

保钓爱国行为的性质可以肯定，但是在“保钓抗日”活动中，有很多行为比如“砸车、砸店”等等，却是不妥当或是违法犯罪的，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民间的爱国活动现阶段呈现出不成熟的特点。参与人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是很高的，这值得肯定。但民主观念淡薄，民主意识差，文化素质不够。遇事凭自己的一腔热情想当然，就会出现盲目性、无组织性、无纪律性。

（三）提倡冷静和理性的爱国民族主义而不是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

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在成气候之初就是利用和绑架了本国民众的这种狂热而不理性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直至将整个国家和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地步。那是我们不需要的和坚决杜绝的“爱国主义”。

真正的爱国热情既要体现在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上，更要体现在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实际行动中。对我们而言，最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爱国热情凝聚成社会稳定、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共同意志，汇聚在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事业里。树立大国风范，涵养大国心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智慧与勇气，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开放、包容、自信与自强。

一名爱国者撰写此文与大家共勉之。

扬我国威 理性保钓

扬我国威 理性保钓

保钓者，意竞同，志竞同，力竞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深为保钓者能扬我国威，捍卫我国家尊严而感到无尚光荣，钓鱼岛从古至今就是我伟大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保钓诚可贵，为利却悲催”。轰轰烈烈的保钓活动开始以来，绝大多数中华民族儿女为国家利益，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勇于同侵略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谱写着一篇篇新时代中华儿女捍卫国家尊严的新篇章，可就有一小撮总以“民主、自由”斗士自居的海外“民主人士”却把保钓看成有利可图的活动，他们都干了什么，他们当然是希望国内越乱越好。

“时间看清一切，利益分辨真伪”。说到钓鱼岛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美国的因素。美国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出头”打仗，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利用中日争端的升级，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是掌控日本，使日本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帮手；二是制约中国，使日本成为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总是标榜自己是自由、民主的代表，总是标榜、赞美自己是全世界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其实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国内大讲民主、民权、自由、博爱，可是为了利益，他们在国外不惜发动战争以达到大肆掠夺的丑恶目的，为了石油利益，无法无天。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为了保持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美国政客们当然希望看到中日两国打起来，而且打得愈激烈愈好。战争一起，他们就扮演君子，堂而皇之地重返亚太。

扬我国威，理性保钓，崇尚和平，热爱和平，我们在赢得国家利益，捍卫主权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受到利益熏心的国家，一些人员图谋利用保钓活动达到阻碍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顶尖强国的步伐，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正在走向强国之路，也在涵养大国心态。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更包括精神力量的强大。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魑魅魍魉，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无论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13亿中国人的幸福追求。我们应当树立大国风范，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智慧与勇气，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坚定、开放、自信与自强。我们坚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进，将亿万国人的爱国热情化为强国行动，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祖国就一定会和谐发展繁荣富强，钓鱼岛将永远温存于祖国的怀抱！

九九重阳登高处: 保钓行为四问

九九重阳登高处: 保钓行为四问:          　钓鱼岛恒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多年来，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多次制造国际事端，以显示其所谓的“实际控制”，并多次把登上钓鱼岛的民间保钓人士非法扣押遣返，引起了三地中华儿女的强烈愤慨。三地保钓人士近期组织了各种网上网下的保钓活动。作为一...

九九重阳登高处: 扬我国威 理性保钓

九九重阳登高处: 扬我国威 理性保钓: 保钓者，意竞同，志竞同，力竞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深为保钓者能扬我国威，捍卫我国家尊严而感到无尚光荣，钓鱼岛从古至今就是我伟大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保钓诚可贵，为利却悲催”。轰轰烈烈的保钓活动开始以来，绝大多数中华民族儿女为国家利益，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勇于同侵略主义、霸...

热情爱国 理性保钓

热情爱国  理性保钓

近期，日本政府及某些右翼分子对待钓鱼岛的态度，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

8月15日，中国两岸三地的14名保钓人士登岛宣示主权被日的警察抓捕引发了19日上午的中国10多个城市群众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民众的抗日情绪再掀新高。在抗日保钓的游行活动中个别地方出现了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有人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煽动起哄，打砸同胞开的日系车，使同胞的财产受到损失，身心受到伤害，这种愚蠢的爱国行为破坏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无意中助长了日本那些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如此爱国，是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说爱国需要激情，保钓需要理智。

首先，爱国需要热情，热情要有限度。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近期，日本对待钓鱼岛的的行为，激起中国反日浪潮，激发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中国老百姓进行游行示威的抗议活动，也在情理之中，亦无可厚非。对中国广大民众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坚决支持，要用心去呵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长期拥有的一种情结，需要人们具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有热情，而不只是一时的激愤，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头脑发热。一时的冲动，走上街头，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声势上，外表上显示出自己的强大。但是，游行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给别有用心之人造成混水摸鱼、颠倒是非、甚至为当地政府和警察添乱等行为，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是我们所希望效果，它却是一些敌对分子和日本右翼分子所期待的结果，我们岂能为他人做嫁衣。

其次，保钓需要理智，理智要有智慧。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维护主权是我们的责任，需要我们用生命去坚守。但如何保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保钓，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19日，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抗日保钓游行示威活动，个别地方出现了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为了表达反日爱国情绪，一些人冲动上街，堵了中国人的路，砸了中国人的车和商店，事实上让日本人偷着乐。有的甚至还喊出了极端的口号，像“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等，如此不理智的保钓，哪里是爱国，简直是误国、害国。还有的人盲目抵制日货，就像闭着眼睛打麻雀，很可能打不到麻雀，反而误伤自己人。 古人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而我们至今却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现在很多日本的企业在中国，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民和国家是有好处的，解决了很多的就业人口，带来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如果对这些企业进行抵制，恐怕受伤最深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强的民意基础，理性、自制的公民社会则是其基石。一旦示威游行成为释放愤怒和展示破坏欲的表演，反倒会破坏国家形象，徒增国际笑话。

爱国不只是简单的头脑一热，爱国也是要有头脑的，爱国需要理智。要用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用我们的智慧去保钓，去抗日，不能意气用事，盲目冲动的爱国就是害国。

理性“保钓”方系可取之道

8月15日，日本以“非法入境”嫌疑抓扣了14名中国 “保钓”人士，8月19日，日本右翼团体前往钓鱼岛海域“慰灵”，而其中十几人还登上钓鱼岛，此举引发中国国内多个城市的示威游行，部分城市还出现了打砸日系产品等不理智行为，给“保钓”活动带来不少负面影响，香港著名保钓人士也称“像那些上街打砸日本商品的‘愤青’，绝不在我们出海人选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何“保钓”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成为当前“保钓”爱好者最关心的议题之一。我认为有理、有据、有节的理性“保钓”活动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有理：即“保钓”有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是毋容置疑的事实，日本侵占钓鱼岛是非法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捍卫钓鱼岛的主权。

有据：即无论是历史资料还是地质结构，钓鱼岛都绝对属于中国的领土，虽然二战之前日本曾短暂强制占领钓鱼岛，但是波斯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权利仅限于四个本土岛屿，钓鱼岛应当归还中国。

有节：即“保钓”活动有节制、有管束。日本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给中国造成了最大伤害的国家，国人对日本抱有敌视也是情有可原。在“保钓”抗议示威活动中，“捍卫钓鱼岛主权”、“保卫国土”等口号属于中心议题，抵制日货也无可非议，而“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似乎有些离题了，打砸日货行为明显侵犯了群众的财产权，扰乱了社会秩序，诸如“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样发泄愤怒情绪的极端口号，没有任何建设性和可行性，也引起了国内较多群众的反感，给国外舆论造成的印象是中国威胁论的表象，对目前稳定发展的社会局面造成破坏。

所以，只有热情，没有头脑、盲目的“爱国”行为，最终只会损害自己和国家的利益，有理、有据、有节的理性“保钓”才是我们最终的可行可取之道。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保钓问题

国家领土，自有国家政府负责，人民军队加以保卫，普通人所做的应该是努力工作，多做贡献，发展经济，遵守法纪，爱国敬业。

对于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我国政府早有严正的立场，政府早有严正的声明，表示过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些严正的立场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解放初期中国和周边国家有许多的关于领土的争议，几十年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艰苦努力和谈判，逐步地顺利地解决了大部分领土的争议，取得了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的大好局面。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许。对于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我们历来的国策是搁置争议，维持现状，不挑起争端，也不怕别人挑起争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如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就是一例。我们不允许外国公民到我国领土上来高叫，也不希望我国公民私自出去要领土，并引起无谓国际争端。因为那样做完全不利于领土问题的正当的解决，只会带来不利的坏影响，不利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于领土问题，我们的公民要理智的看待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充分地相信我们的国家。

现在我国的基本国策是踏踏实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试想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果经济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我们走在世界的前列了，正如神舟五号上天所表明的那样，这就是对世界的多么大的贡献呀。我们的路还很长，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这里还有一个对待日本的问题。我国的态度是，不忘历史，不忘记历史上日本侵略我国的一页，坚持要日本的道歉，坚持保持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警惕和谴责，坚决发展我国的国防力量，同时不计前嫌，坚持对日本的友好，一衣带水，世代和平相处，永不再战。中日友好相处不也是对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有利吗。

对于保钓一事，我们要从维护国家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认清日本、美国政府政治动机，与国家同心一致对外，积极为国家解决钓鱼岛问题提出强国强军等客观建议，不要采取极端手段，避免我们伟大的祖国由主动变成被动。

我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华民族讲信修睦，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一贯坚决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反日请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

在宣示主权时候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智地开展保钓活动。因为在这场正义的活动中，也许会存在着其他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也许会利用保钓活动的名誉干着违法的事情，如打击日本在中国的商户或者是盗窃、抢劫、烧毁日本的商品，这些行为都不应该发生。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一是中国与日本还没有断交，保护日商在中国的合法权益，是中国人必须遵守的；二是绝大多数日本商人到中国只是经商，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们生产的商品繁荣了中国市场，也为中国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三是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人都应该是有素质的人，都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如果面对敌人的侵略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反击，而日本商人对中国抱着友好的态度，我们也应该用友好负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中国的大义，中国人的大义，才会对自己政府的行为进行反思，才能更让中国的良好声誉反馈于日本国内，让日本民众理解事件的对与错。四是中国要发展，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必须在经济上与多国发展，必须引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对国内的生产技术进行改造对企业的管理进行升级，而日本的科学技术明显高于我国，日本商人管理企业的理念远远高于我国，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学习。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是爱国的人民，中国群众是有素质的群众，我们在爱国护国的同时，一定要理智地对待这个事件，绝不会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去做打砸烧抢的事情。我们也相信，这个事件在中国人民政府严厉要求下，在中国十几亿同胞的强诉下，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相信，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请让我们拭目以待，用鲜花和掌声迎接保钓同胞的平安归来。

对近期发生的钓鱼岛事件的看法

2010年9月7日，我国一艘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发生相撞。当晚，日本海上保安厅以嫌疑妨碍公务逮捕这艘中国渔船的船长。同时以涉嫌违反《渔业法》对该船展开调查。13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释放了7日非法抓扣的14名中国船员。直到9月25日凌晨，被日方非法抓扣的渔船船长詹其雄采得以返回福州。

事发后第一时间，7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方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的行为。姜瑜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做出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奉命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就事件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中国船只的行动。7日晚间，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就事件紧急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8日晨，中国驻日本使馆就日方对中方船长采取司法措施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出现这种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钓鱼岛的争端问题由来已久。钓鱼列岛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连同台湾澎湖一起割让给日本的。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驻军琉球并实际管辖钓鱼岛。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有一次机会可以驻军琉球以及钓鱼岛的，因为要应付内战而无暇分兵琉球及钓鱼岛，直至战败退居台湾。为了讨好美日使其继续承认蒋政权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与日美签订协议放弃琉球主权及战争索赔权利，北京政府对此从未承认过，台湾与美日的协议也未就钓鱼岛的归属有具体条款。钓鱼岛主权在法理上自然仍归中国所有，但是为美军所控制，是美军的一个打靶射击场所。70年代美国把琉球管辖权移交日本，同时移交钓鱼岛管辖权。这就是钓鱼岛为日本强占的前因后果，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钓鱼岛归属日本，政府一直发表声明阐述自己的立场，民间也多次组织主权宣示活动，而日本这条狼自然不会轻易吐出到嘴的肥肉，并以钓鱼岛为切入点，又提出了东海纷争。80年代中国为了赢得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所以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领土争端的方针。进入90年代以来，随著世界局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再次将手伸向钓鱼岛。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经政府允许，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日方还出动12艘船只和两架直升机阻扰台湾渔船接近钓鱼岛列岛。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便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至此，钓鱼岛的问题一直遗留至今。

但是，有一个事实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的这一立场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早在明朝初期，钓鱼诸岛就已明确为中国领土，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划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日本人和我们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之争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这次钓鱼岛事件又是日本人对我们主权的严重侵犯。我们的渔船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别国的巡逻船冲撞了，我们的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却被其他国家抓走了。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不能只是去谴责了，是时候该拿出针对日本的实际行动了。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他的很多东西都要依赖其他的国家，作为日本的邻国，他很多资源都需要从我们国家进口，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经济制约，对他们急需的物质进行限制出口到日本。到时候，日本就会不攻自破了。

这一次对于日本冲撞我渔船，我们政府没有对日本做出激烈的回击。我们应该理解，当前中国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外韬光养晦，隐忍不发，不就代表着我们中国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我们的政府也不再是清政府了，我们也不再是一块肥肉了，不是人人都可以过来吃一口的。对于其他国家的挑衅我们都记在心里的。我们当前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等到我们的实力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受到这种侮辱了。到时候日本也就会乖乖的走到我们的身边，甘心成为我们身边的一条狗。

每一次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问题上理直气壮，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一直在日本的背后为他撑腰。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就是当前我们不能过分的向美国示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他们也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中国。另外，我们也不能只是对外开放，我们还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尽量少依赖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减少他们对我们高新技术的制约。一旦日本失去了美国这个靠山，他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嚣张。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影响着钓鱼岛问题，日本也比较清楚，一旦台湾问题解决，就不会存在什么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他所需要的资源几乎全部都要靠进口，而台湾海峡又是日本出海的主要通道之一。只要台湾回归祖国，那么我们就掌握着日本的海上生命线，那时候，日本巴结中国都还来不及，更别说还要去跟我们争钓鱼岛。而且，台湾问题一解决，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包围就会被打破，我们国家的各个海域也都将平静得多。

钓鱼岛的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对于我们人民来说是最为理想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承诺放弃武力，必要时，我们也可以采取武力解决的方式。想当年，日本鬼子入侵我们祖国，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比不上日本，但是我们还是凭借着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不怕流血牺牲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现在一个钓鱼岛问题，我们又有何惧！

总之，遇到这种像日本侵犯我主权的事件，我们的民众必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能相信别人的鼓动，也不能到处散播谣言。一切行动听指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相信也没有那个国家敢来侵犯我们。

抵制弗如师夷长技以自强

 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上钓鱼岛后，国内部分城市相继爆发反日游行，一时间，抵制日货的声音不绝于耳。看到网络上国人打砸自己同胞的日系汽车、商店，觉得十分惊讶，进而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悲哀。

我同样认为中国与日本有世仇，看到我们的同胞在自己的岛屿上被抓，看到日本右翼分子那令人作呕的拙劣表现，我也出离愤怒，但是，我不会去游行，也不会去盲目的抵制日货，更不会去打砸自己同胞合法的私有财产，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懦弱的表现、无知的行为、愚蠢的做法。

所谓盲目抵制日货有几种表现形式：一是“逢日必反”，只要是日货一律抵制；二是抵制的方式不限于自己不买或不卖日货，而是对别人使用或经销日货也加以抵制甚至损坏；三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日本在华企业或商业行为进行攻击。不可否认，日本在汽车、电子产品领域的先进工艺和技术领先，老百姓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日货性能好，老百姓要买，所谓的“爱国主义”可以阻挡这趋势吗？我们还是少操一点抵制日货的心，就算真的成功抵制日货了，以后还有美货、欧货，也要去抵制吗？照这个逻辑，干脆闭关锁国算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多花些心思和精力总结一下他国的先进经验，想想怎么将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运用到我们的发展中去，想想怎么提高国货的竞争力，怎么提高国民素质，怎么发展中国经济，怎么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待我国力强大之日，待国货有竞争力之时，不用抵制，日货自然就被撇弃了。

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称，自己不赞成抵制日货，更不会主导此事，呼吁所有网民理智看待问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抵制日货同样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爱国，靠的是实干，靠的是奉献，更靠的是理性，而不是仅有满腔的热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果我们仅靠上街游行、抵制日货、高喊口号等如此这般匹夫之勇，则正中街头政治家们的下怀。经济强则国力强，国力强则民族盛，国力的提升，民族的富强，说到底，靠的是教育水平的上升和科技实力的进步。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使国家强大，从发展上全面超越日本，而不是在家门口着急上火，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保卫钓鱼岛 要爱国情不要“爱国贼”

8月15日下午，14名香港保钓人士乘船"启丰二号"冲破日方重重阻挠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却被日方无理扣留。这一事件激起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钓出了国人的爱国情结，国内的很多城市均出现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更有过激者直接打砸日产车辆，打砸日产商铺。

本是维护国家主权，表达爱国热情的正义之举，最后却演变成同室操戈、打砸泄愤的违法活动。游行人员的爱国热情和血性的确是值得赞赏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和行动虽显情绪化，却是一种鲜明的表态。然而抵制日货演化到像暴徒一样去打砸同胞的日系车，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就显得很愚蠢了。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城市形象，更是影响了中国的形象。抗议日本演变成了自己窝里乱，让日本人看了笑话！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不能不让我们警醒和反思！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爱国热情，值得提倡；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但是，那些打着爱国主义幌子、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图制造动乱的人，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这样的“爱国”不但永远无法得到喝彩，而且只会让真正的爱国者感到羞愧。爱国，需要的是文明、建设、进步，而不是野蛮、破坏和倒退。保卫钓鱼岛，需要的是爱国情，不是“爱国贼”。

爱国 热情 理性 自信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8月19日上午，青岛、广州、深圳、杭州等1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当天非法登上中国的钓鱼岛。这一行动在网络上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然而，游行中出现了一些打砸日系汽车的行为，引发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和争议。有人说：“打砸同胞开的日系车，这是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让人感觉非常刺眼。”也有人说：“抵制日货也应坚守底线，逾越底线，可能将爱国运动演变成戕害同胞的暴行，也严重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对此我也忍不住想说一下自己一个小屁民的看法，各位大虾看看我说的在理不？

首先说，举行游行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当天非法登上中国的钓鱼岛这一行为，应该肯定是一种爱国行为。民众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中游行，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没有问题。这是有热血的中国人对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表达的一种愤怒之情，其爱国热情和抗议行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重和学习。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不会愤怒，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可言。

当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赤热的报国之心需要我们理性应对。如果只凭热情而失去原则，失去理性，特别是出现的打砸日系汽车的现象，就有点儿盲目了，我是不赞同的。以破坏中国公民的财产为代价，其实是把爱国理解偏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其实，目前国内看到的日本车，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是招商引资的成果，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日本牌汽车生产来说，大部分是中日合资，因此，打砸也意味着在破坏和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还有的提出“抵制日货”这个主张，这也需要谨慎实施。我想，抵制日货并非完全不可行，但是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不应该盲目。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信，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对手。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既然是大国，就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给其他国家做出表率。而作为中国国民，也应该逐渐树立起大国心态，不要把中日矛盾仅仅看做是两国的矛盾，更要放在国际环境中去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对日本会造成什么影响，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在全球中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学会思考，怎么样才能全面地制衡对方，真正地战胜对方。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理性，认真研究两国的态势，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懦弱，恰恰相反，是在对方挑起矛盾的时候，找到有效回击对方的方法。

                               

钓鱼岛 谁之地 谁之利

钓鱼岛自古就是我中华民族的领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但就在我们自家的土地上，小日本却在砸我们的船，抓我们的人，简直是岂有此理，偶看了也是热血沸腾，满腔怒火。但看到爱国愤青们的爱国热情在彩旗飘扬中化作打砸日货、攻击政府，我懵了，无语了，这是爱国，还是害国？新浪微博有一位网友在《一位日系车主给砸日系车的“爱国者”的信》中写道：我只知道，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人，善待自己的邻居，善待自己的朋友，善待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善待自己的同胞……。别管是日系车、德系车还是我们的国产车，那个不是花我们自己的钱买的，不要为发泄个人私愤就砸别人的东西，不爱自己的同胞何谈爱国。大洋彼岸日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们，看到愤青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自己拳头捣自己眼窝的爱国行动心里岂不乐开了花。
钓鱼岛是美国事先钉入中日两国间的毒锲子，是挑起中日对抗的定时炸弹。爱国同胞们，我们了解一下历史吧，别让我们爱国的满腔热血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二战后，战败的日本把本该归还中国的钓鱼岛交由美国托管，而1971年美国又将钓鱼岛交托日本，并私下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但在公开场合却说对中日钓鱼岛的争端保持中立，并宣称钓鱼岛适用TMD什么《美日安保条约》，这不是明摆着怂恿日本吗？美国是个大阴谋家，只要他想让中日两国起争端，稍微拨弄一下“钓鱼岛”这根弦，就足以让中日两国产生民族对抗，经济对抗，甚至军事对抗。
当前，我国经济受国际环境影响，有疲软下滑趋势，党中央即将开始换届，国内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至关重要。美国明白，再给中国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他一家独大的局面将最终改变。美国明白,日本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钓鱼岛争端势必引起两国民族对抗，互相抵制他国产品，继而两国间产生经济对抗，对中国经济给以落井下石、雪上加霜式的残害，在经济上拖垮中国，他却渔翁得利。美国明白，只要日本右翼登上钓鱼岛，势必引起中国保钓人士、爱国人士和政府的强烈反应，愤青们必然走上街头，政府必然受到非议，就有可能引起中国社会的动荡，影响十八大的召开，在政治上击垮中国，他才能浑水摸鱼。美国还明白，中日两国政府都没有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也没有开战的决心，只是让中日两国开展军备竞赛， “中国成为世界的最大威胁”，而可怜的日本更能对其俯首帖耳，任建军事基地，大批采购美式装备，这就是美国式的“我发财，你们遭殃”战略。
日本就是一条可怜虫，跟着它的美国大哥屁股后边摇头摆尾、乞讨献媚，但美国只是把它作为一颗遏制中国、制衡中国的棋子，把它作为看门的恶狗、压榨的对象。国内愤青们把爱国热情发泄到“日货同胞”们身上，发泄到对政府不满上，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未战先乱引人嘲”。爱国是必须的，但要学会理性爱国，不要因爱国而误国、伤国，被日本这条可怜虫嘲笑。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建设双加速，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社会矛盾凸显，也带来个别同胞仇官、仇富、仇政府。爱国同胞们因爱国而聚集了，游行了，示威了，这原本都无可厚非，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了、利用了，出现打砸伤事件了，出现反政府标语口号了，西方反华势力的第一步目标也就实现了；全国各地都聚集游行了，出现社会动荡了，西方反华势力的第二步目标也就实现了；我国的经济崩溃了，人们起义了，共产党无法执政了，则第三步也就完成了，刚要腾飞的“巨龙”又被放到案板上任人宰割了，我们又回到殖民地社会、东亚病夫的年代了，国际社会也就又从多极变成一极了。
爱国,我们可以好好学习，从文化上战胜小日本；爱国,我们可以刻苦钻研，从科技上超过小日本；爱国，我们可以认真工作，从产品质量上比倒小日本；爱国，我们可以强身健体，让小日本在我们面前永远是短腿的侏儒。爱国，我们就团结起来，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时美帝国主义变成我们的小弟，小日本变成我们的看家狗，踢它一脚，它还会摇尾巴，钓鱼岛、澎湖列岛等等都会作为过年礼品送到我们面前。

我对国内反日保钓游行的看法

我对国内反日保钓游行的看法

                  

近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动作频频，这样只能引发中国民众更强烈的保钓意识。我们大多数民众应该为保钓做点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分析日本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更加疯狂地在钓鱼岛上玩小动作，原因我看有以下几点：

一是长期以来霸占中国的资源惯了，欺负我国落后的经济，把稀土当成自己的资源便宜强买；强迫中国对自己的资源没有自主权；

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心不死。美国把日本当一个棋子来控制中国，我看美国人很愚蠢。他们被日本人当棋子，被日本人利用来对付中国。美国不要忘记日本轰炸珍珠港事件是怎么形成的？日本人嘴上和美国人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可实际是直接偷袭美国本土。这一些都说明，日本国内一部分军国主义的心不死，早晚要造成世界大战；

三是中国国力正在逐步增强，日本国力正在逐步下降，所以狗急跳墙。他们想利用这段时间，再利用美国这颗棋子拼一把。四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想利用这次机会造势，从而得天下。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提出所谓的民主。达赖提出西藏独立，高度自治；热比娅提出新疆独立，高度自治；可笑之极，是不是每个省都实行独立才算民主呢？

四是国内的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目的，背叛国家，投向敌对势力，挑拨国民关系，造成国内秩序混乱。可能有人要说你说的不对，我想说事实如此。新疆、西藏暴乱，你自己看看是谁在作怪？到处打砸老百姓的身体和财产，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和爱国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救国之道吗？一些人提出抵制日货，打砸日本车，不打不砸就是不爱国。朋友们，我虽然也痛恨军国主义的日本人，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不友好的，都是军国主义的心。咱们的老百姓买了日本车，那也是拿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购买的，为的只是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方便。如果各位真的是为国家着想，那么就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让国家的科技更加进步，让我们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服务社会。

其次，我们要做些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自乱阵脚，那些保卫国家的事情交给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来处理。各地表达对日本的不满，我想国家应该已经看到，他们会做出相应的对策。我们不能自己先乱，被小日本利用。更不能做一些让外人耻笑的事情，比如打砸同胞的车辆。如果我们是这样靠打砸抢来炫耀的民族，除了被人家利用，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对方尊重？

  保钓者勇登钓鱼岛精神，勇气可佳，但不会解决实质问题，实力决定一切，民间保钓行动都是由国家综合实力做支撑的。政府虽然未对保钓提供公开支持，并不意味着保钓人士是孤立的。他们能安全地区，最终能安全地回来，日本海上保卫厅向他们打水炮，而非打真炮，这都是中国国家力量在震慑和护佑。南海，钓岛，俄侵略的中国领土，归根到底都是要靠综合国力来完成，在南海目前我们不战而胜，菲律宾有苦难言，对保钓问题相信政府一定会很好的解决好的。

 就此次日本“逮捕”保钓人士，我们不仅要利用好国际国内环境，理性处理，还要对这种挑衅做出有力回应，要想解决好钓鱼岛问题，我们就必须强国强军，有一个强大的国力做支持，而不是去破坏国家的稳定。我们只为让世界知道，中国就算落后，也要挺起不屈的脊梁，主权和尊严永不容侵犯！

我们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是任何人都不能摧毁的。

美国指使日本狗抢占钓鱼岛

美国指使日本狗抢占钓鱼岛

  

钓鱼岛之争是美国留下的疑难问题，美国完全是罪魁祸首

    美国对钓鱼岛的不负责任就好比一小偷偷了其他小偷的东西，经法庭认定该小偷要把这件东西归还给物主，可这小偷却把这件东西交给了先前偷东西的小偷，一向自高自大的美国，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寻衅滋事，从历史上的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的形成到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再到后来的科索沃以及对伊作战等等不计其数的战争都能找到美国“忙碌”的身影，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战争都离不开美国的参与，好战的美国用战争为他的军火商推销着军火，好战的美国用美元用火药践踏着他国的主权与人权，车轮滚滚的战车承载的是美国政客们的梦想与他国人民的生灵涂炭，在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假惺惺的美国难以掩饰的是它的贪婪与无耻 ！ 

美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强对东亚军事渗透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立场正在从战略模糊逐步的转向战略清晰。最近日本和几个邻国都有岛屿主权的争夺，美国这个时候和日本搞以夺占岛屿为主题的联合军演，客观上在这些争端当中给日本撑了腰。另一方面看，美国给日本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因为在日本几个邻国当中，韩国也是美国的盟国，俄罗斯和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美国绝不会为了日本的利益卷入和这些国家的军事冲突。对于日本人来说，他现在眼里只有一个钓鱼岛，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就是利用日本在岛屿领土问题上的贪婪让它有求于自己，从而更严密的控制日本，树立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这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 

美国介入钓鱼岛言行不一 暴露两面性

虽然美国也表明拒绝涉入主权之争，不仅在钓鱼岛，南海主权之争，美国也持相同立场。但不论钓鱼岛或南海之争，路人皆知都有美国在背后主导或操弄，这就是美国霸权的两面性，所谓重返东亚的根源更是其来有自。这些举动都是冷战思维下的操作。美国之于钓鱼岛，可以看得很清楚，即漠视并拒绝处理历史问题，更不得触动美国的战略利益。主权实为历史问题，但美国全不理会，否则也无从与具有侵略和扩张性的日本结盟，这就鼓动了日本右翼。

日本国内右翼占主导 钓鱼问题“涉水太深”

现在的野田政府，受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进展不利之困扰，尤其受到参议院的制约，无法有所作为，而右翼人士不满政府对钓鱼岛列屿问题的政策或方针，强化对钓鱼岛列屿管理的言行和措施，使得野田政府不得不表态，从而使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但为了继续维持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日本政府采用了对中国适度强硬的政策，试图平衡各方利益，但在确保所谓的钓鱼岛列屿的“利益”上，各方则是一致的。

美国将会从中日摩擦中真正受益

如果中日两国即使只是擦枪走火也好，这是真正的最高兴的或者是最能得到利益的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在这方面，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是不一定会，如果是发生矛盾的话，美国不一定会真正支持日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点，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就是我们中国应该如何能动的控制局势，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抵制日货和抢日本旗是爱国？

抵制日货和抢日本旗是爱国？

   

近日，随着中日民间矛盾的一定发酵，“抵制日货”这个口号又被一些人们提出来。不过，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与日本有关的商品早已渗透到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的“抵制日货”，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更与爱国毫无关系。

日货还是国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日系轿车销量为112.01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21.42%，占乘用车总量的22.3%，占非国内品牌的三分之一左右。照相机，全是日本牌；银行ATM，到处都有日立的身影；第二代身份证，日本施乐公司设备印制；中高端服饰拉链，首选YKK；细到在零件层面，日货更是数不胜数。例如，无论你使用哪种电子产品，其中的芯片、集成电路都必然要使用圆形的硅晶片，这被称为晶圆。无论芯片来自德州仪器、三星还是英特尔，所用的晶圆都可能来自日本信越化工，其产量占全球市场的60%。2010年广州进口汽车零部件6.8亿美元，几乎都是来自日本。换句话说，大部分“国货”汽车，都是“贴着中国品牌的日系车”。

抵制日货，受伤国人？

事实上，“贴着中国牌的日货”还只是近几年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自主树立品牌以后的现象。在更早的时候，更多的日本品牌都曾在中国设厂，生产中国制造的“日货”。中国市场销售的日系车，绝大多数并非产自日本，而是那些中日合资汽车企业如东风日产、广汽本田等生产的。抵制他们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日货，就可能使大量的中国工厂和工人蒙受损失，甚至比对日本厂商的损失更大，这显然不是什么爱国的行径。

打砸日货和抢膏药旗收复不了钓鱼岛

捍卫钓鱼岛的主权，必须通过理性合法的手段去表达去实施，对爱国护岛心切的国人而言，保钓的选择可以有百千种，但昨天北京的拔旗行为肯定不在此列。拦他国大使的车，拔大使座驾的国旗，这不仅不是爱国的体现，反而是害国的表现。大使是一个国家在外的代表，国旗则是国家的象征，拦大使的车、拔他国的旗在外交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给已经够多麻烦的中日关系带来不必要的外交纠纷。对一个国民而言，这不是值得称赞的勇敢和理智，而是应该被谴责的懦弱和无知。因为爱国就去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情，这样的爱国行为不要也罢！这样的爱国行为应坚决反对！不添乱也是爱国的一种表现！

排斥日货不如产业报国，实干兴邦。

即使中国人作出了努力和牺牲，我们一个日本产品都不用了。那我问你，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办法让其他国家的也不用日本的产品？你可能说，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的。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中国的产品，比日本的产品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的话，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会用日本的产品吗？

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强大的话，就会自然的把日本企业的产品给排挤出去。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在日本国内。大家知道，前几年诺基亚的手机在中国非常流行。可以诺基亚的手机在日本一台也没有。日本的手机技术和质量和好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可是美国的iphone横空出世后，日本的手机生产厂家一败涂地。守了20年的市场，在iphone面前，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我们中国人想一想，如果苹果公司是我们中国的公司，会是什么样子的？

浅谈“李旺阳事件”中两个疑点

浅谈“李旺阳事件”中两个疑点

2012年6月6日，网络中发布一则消息，“湖南异议人士李旺阳在医院死亡，官方称其自杀。而网民怀疑其死因，戏称为‘被自杀’。”消息一出，短时间内关于李旺阳的消息铺天盖地充斥于境外网站之中，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面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本人产生了2个疑点供大家讨论： 

一、“李旺阳事件”在网络中扩散的速度如此之快，不由得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 

自从6月6日网上发布李旺阳死亡的消息后，很短时间内网上就公布了“李旺阳事件”的具体细节，各大境外网站纷纷报道。紧接着香港和海外团体、民运人士开始有所行动，或是号召集会抗议、或是连署要求彻查李旺阳死因。“北风”在推特上发起的连署抗议行动，更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参与人数达到几千人……表面上看，李旺阳的死好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但稍有常识的人就会发现，整个事件的发展速度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即使全国人民真的愤怒了，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吧。一个正常人，遇到某件事情之后第一反应一定是先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发表个人意见。决不会在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听某某人一说就采取行动、人云亦云的。所以说“李旺阳”事件唯一合理解释就是，某些人或某些群体在幕后人为操纵，而且早就预谋、策划好了，夸张点说就等着、盼着李旺阳死了。这么看来李旺阳真是太悲哀了，人死了还被他人当做利用的工具。 

二、“李旺阳事件” 细节曝光如此具体，有如身临现场。不由让人怀疑其中杜撰的成分有多大。 

近一段事件，有人不断曝光李旺阳事件的具体细节，如李旺阳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杀人凶手是湖南邵阳当局的XX；李旺阳尸体不顾家属反对，被强行火化；李旺阳生前遭受当局虐待，并曾多次被关“棺材仓”……，使人感觉曝光这些消息的人身在现场。可他们却告诉大家，李旺阳死后，当局严密封锁消息。那么这么具体的细节又是从何而来？岂不自相矛盾？尤其这段时间不断有自称李旺阳生前的战友曝光李旺阳遭受虐待的细节，企图引导网民们的思想。可是我在想，如果所说为真，为何22年间没人提起？（据报道李旺阳89年之后被当局囚禁22年）为何只等李旺阳死后才曝光诸多“事实”？越是具体的细节，越让人怀疑其中的真实成分有多少，杜撰的成分又有多少。 

随着事件不断往前发展，我相信会有一个又一个新人不断站出来“发声”；也会不断曝光一个又一个“细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网民，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端正心态，不要“听风就是雨”，更不要落入某些人的陷阱，成为他们另有所图的工具。